隐形的暴力逻辑

文／杨洁


过了十点后的台北夜晚，我敢一个人走去街上的7-11，也敢一个人从外头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可是这样地自由行动回到马来西亚的街道，我却怯步了。走在台北的街道，并不完全没有警惕心，然而心情还是自在地，脚步是可以踏出去的。但是，大马的10点钟夜晚，我是不用考虑独自一个人出街了。

如果像我这样住在在台北城市、受高等教育，且住处有巡警巡逻的女生，偶尔也会为自己的人身安全保持警戒心，那麽与我相对弱势位置的女孩，其所感受的隐形恐惧感理应更甚。

“父权男流”的官僚习气作风

最近关于砂拉越峇南区的本南族女子遭到性侵新闻突然备受关注，事情缘由是因为瑞士非政府组织Bruno Manser Fonds（BMF）在互联网上揭露此性侵事件。消息指出本南族女生在乘坐伐木公司交通往返学校与垦殖区家乡时被伐木工人性侵。砂州政府官员面对此项“指控”（砂州政府将瑞士非政府组织的消息视为“指控”，是因为认为此事件无事实根据且有待调查，极有可能是莫须有的），反应出两种态度：一则是直接否认此项指控，斥责其毫无事实根据性；另则是认为此指控严重至会影响砂州与大马的声誉，必须进行调查。

当大马律师公会与32个非政府组织召开声援本南族女生／妇女的记者会时候，证实性侵事件的发生，显然给当初马上持否认态度的政府一个大巴掌。另外，当政府接获此消息时候，竟然不是以妇女人身安全权利为首要考量而展开调查，反观担心的是州与国家的“清誉”问题，可见其“父权男流”的官僚习气作风。

边缘声音被既得利益者压制

另外，砂州警察也斥责不该将罪案上传到互联网让调查复杂化，促请民众理应向警方直接投报的时候，实际上却不了解本南族女生的边缘发声位置。此边缘位置的形成回溯至政府与当地本南族的两照利益冲突：伐木的高利润经济利益与当地族内的恶劣居住环境。

伐木业对于资本企业家而言是高利润经济利益，为了取得合法的伐木准证，势必与当地政府官员有利益挂钩的关系，变相将当地居住地的反对声音压制下来。本南族人即是资本主义逻辑运作下被牺牲、漠视的声音。由于反对伐木工程进入其居住地，本南族人在砂州政府眼里视为“非识时务者为俊杰”，因此政府都采取消极态度应对先前的性侵案。

再来，伐木公司的安全顾问或保全事务是由当地许多退役的高级警官受聘接任，本南女生要指控伐木公司工人的性侵罪名，在官官相护与裙带关系之下，指控声音只会被多数暴力或掌权者权威消弭平了。地方居民与政府警察之间的信任破产，加上其居住地偏远交通不便报案无门，往往令受害者选择忍气吞声、委屈求全。

妇女社会部长拿督黄燕燕表示此事件已属于妇女社会部的管辖范围，并成立行动队伍来处理此事，与当地族长直接交流，同时指出有关伐木公司不该置身事外，且有责任保护当地少数民族。对于此我个人的疑惑是：若伐木业与当地居民的利益相冲突，信任建立的基础从何而来？为何是与族长交流，而非与当地妇女了解其生活处境？另外，此事件不应仅仅只是被看待为女生被性侵的社会事件，间中涉及城乡差距、警力信赖与办事能力问题、伐木公司利益、妇女人身安全措施等结构性限制。

暴力展现的逻辑机制

若从本南女生被性侵事件来解读暴力形式，除了伐木工人加害者被批判为父权男人对妇女施加的暴力之外，警力的无能与漠视是暴力助长的推手、政府没有改善本南族居住地的交通问题、妇女人身安全措施是暴力延续的帮凶、奉行资本主义的企业家推卸责任、功利挂帅是暴力发生的始作俑者。

资本主义父权机制下的暴力展现除了具体的肉体伤害之外，更大程度是令当地妇女与女学生活在巨大无形的恐惧暴力中，且促使她们将恐惧与伤害的经验活生生地被迫习惯于失声的状态中。

在台北的生活令我意识到环境空间的机能安全性与友善开放性对个人自由行动的重要性，那是对不同人群要享有人身自主与公平人权的基本条件。若妇女行动都要顾虑不同程度的危险威胁，这种长期内化于内心无形的恐惧感，就已失去人身自主的意义了。

本文原刊于《光华日报》，2008年10月22日、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