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何以是“问题＂？

文／傅向红

青少年的生活跟成人一样，有欢乐也有禁忌。上周六《东方日报》在A19版报导的青少年，显然触犯了某些社会“禁忌＂，才会引起老师、精神科医师和记者们哗然。然而，如果那位老师在闯进厕所那一刻，发现正在互摸身体的两位同学是一男一女，我想社会尽管会哗然，但不一定会把那两位触犯“禁忌＂的同学视为精神有问题，可能顶多被视为血气方刚或无知而已。

撇开青少年的可为与不可为不谈，为什么同性恋会被视为是“问题＂而异性恋则不然？同性恋之所以成为“问题＂，其所依据的理由为何？这些理由有何预设或前提？任何立场如果缺乏认识自身的前提，恐怕都将沦为独断或偏见。同性恋“问题＂亦如是。

一般而言，我们的社会把同性恋视为“问题＂的理由如下：（1）同性恋是不正常的、悖反了常理（此理包含自然法则、宗教法则和文化习俗）；（2）同性恋无法生育（3）同性恋者是童年时期受异性伤害、缺乏异性爱所导致的；（4）同性恋很可怜，都只能活在黑暗的角落。

第二和第三项是最常见的论点，它们可以说是第一项理据的延伸或“经验＂辩论，但第一项理据远比后两者较为抽象复杂，并且含盖了“先验＂层面的辩论。为了方便讨论，须先从“经验＂层面谈起，也就是第二和第三项理由谈起。

第二项反对同性恋的理由，其前提假设是“繁衍后代是人的目的＂。按照这个假设，任何因为生理因素导致无法怀孕者（如：精子数不足、子宫畸形、切除卵巢者……）的性行为，都违反了生殖的目的。依此前提而反对同性恋者，顶多只能把同性恋视为与无法怀孕者同样具有“生理缺陷＂，而无法推断同性恋有道德瑕疵或品性低劣。至于“繁衍后代是人的目的＂、“生殖是性行为唯一的、正常的目的＂这个前提或命题，其合理性仍然有待论证。

第三项反对同性恋的理由，诉诸所谓的心理学，解释同性恋心理的形成过程，将之归为童年曾经遭受心理伤害或缺乏异性爱所导致。这个说法本身充其量只能说明同性恋心理可能的形成过程，但是完全无法说明异性恋与同性恋有优劣之分，也无法推断出异性恋是唯一、正常的选择。

以上两项理由的分析显示，“违反生殖目的＂和“缺乏异性爱＂说法有所不足，到最后必然诉诸第一项理由来反对同性恋，也就是回归到“何谓正常＂、“同性恋是不是变态＂、“异性恋是不是正常＂等与常理相关的命题上。

所谓的常理，包含了自然法则、文化习俗和宗教法则三个层面。自然法则和文化习俗属于“经验＂层面的论题；宗教法则超越经验可理解的范围，属于“先验＂的或“形上学＂的论题（例如上帝）。

主张同性恋回归自然者宣称，自然界中雌雄交配是自然现象，因此同性性交违反了自然，也就是违反了常理。这个试图从自然界的经验观察说明何谓“自然＂或“正常＂者，首先必然面临多元性的困境：有不少爬虫类只有雌性没有雄性，它们是透过雌雌性交完成交配与繁殖。

另外一种经验法则，则宣称同性恋违反了某些文化习俗（例如违反一夫一妻的习俗）。这个宣称必须要能够证明一夫一妻的关系是唯一正常的，才能够说明同性恋违反习俗就是违反常理。然而，从家庭和性别的历史来看，一夫一妻不过是某个历史阶段的产物，而不是唯一不变的常态，同性恋就曾经流行于苏格拉底的希腊时代；从横断面来看，一夫一妻并非唯一的文化习俗，有许多文化一夫多妻和多夫多妻才是常态。

最后一种常理的根据来自上帝。据说同性恋违反了上帝的旨意，也就是违反了常理，但是上帝却又是超越经验所能理解的，哪有谁能宣称自己了解的上帝就是上帝？诉诸先验论者，首先必须承认，人的经验无法超越或取代上帝，上帝的旨意必然透过人的诠释。举个简单的例子，不管是反对同性恋的教会，还是支持同性恋的教会，他们均宣称自己了解上帝的旨意，并且根据同一本圣经的经文来反对或支持同性恋，但是他们都不能证明自己的上帝才是上帝。

因此，诉诸常理、生殖目的论、心理形成过程和上帝旨意之反对同性恋者，如果无法论证“正常＂何以为“正常＂，将落入套套逻辑式（tautaulogy）论证的窘境：同性恋之所以不正常是因为同性恋不正常。诉诸第一个理由来反对同性恋者，经常建议同性恋需要接受矫正和治疗，但如果他们根本无法证明何谓“常理”或“正常”，那么矫正或治疗的目的将失去任何参照点。

最后，认为同性恋很可怜，都只能躲在黑暗里，因此而反对同性恋者，他们充其量指出了同性恋者生活的痛苦，但是恐怕无法代替、强制或剥夺同性恋者选择生活。同时他们也无视同性恋的边缘处境，其实是社会的偏见、污名和标签所造成，该致力改造的是社会，而不是同性恋本身。

任何书写同性恋的文字和评论，如果没有深入了解各种认识同性恋的前提，都将流于偏颇。本文有关先验与经验原则的讨论，得感谢曾剑鸣先生所提供的意见。

本文原刊于《东方日报》 “东方名家”版，刊出日期不详。2003年11月5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