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洁
马来西亚的生育议题总是与国家（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例如：1960年代实施的家庭计划纳入国家发展计划以因应当时经济危机的问题，另外，1984年新人口政策（New Population Policy），鼓励妇女生育五个小孩，并于2100年达致7000万人口是为了扩展国内市场与劳动力以发展经济。夹带着资本与发展主义的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进步、繁荣、和谐”的意识打造总是与女人“可怀孕”与“可劳动”的身体捆绑在一起。
新人口政策颁布后，除了马来族群的生育率短暂地上升，基本上各族群的生育率逐渐降低，其中华裔生育率的下降幅度为最大。面对生育率降低的情况，官方论述与媒体报导纷纷呼吁鼓励生育，华社在新人口政策颁布后更普遍瀰漫着“低人口危机感”的焦虑，华人社团与政党领袖不仅公开呼吁华人应多生育，社团也举办一些鼓励生育的活动，例如：多生育奖励金，华社研究中心更曾经举办过华裔人口讨论研讨会。
然而，生育主体的女人声音总是缺席的。换句话说，并没有认真地讨论一般华裔家庭与女人的生育计划或意愿，更甭论女人的母职实践与生育的关系。
1980年代至今的新闻报导与官方政策中提及生儿育女的责任仍然是针对女性的，同时将人口增长缓慢问题归咎在不事生育的女性身上。同样的逻辑，放到华裔人口增长缓慢的问题上，女性也成为生育偏低的关键角色。
由于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自主意识强，纷纷投入职场，自我实现意愿高，对精神与物质享受的追求越发讲究，不愿在家庭与事业之间分身乏术，也不愿太早或被太多小孩捆绑自由，所以倾向迟婚甚至保持单身主义。以上这种“女人自主限制生育”的线性逻辑直至今日依然是华社普遍解释华人生育率低落的论述。
选择少生的女性被理解为是不想或减少面对兼顾家庭与事业的两难，并且是“个人理性与主动选择”的“直接结果”，却鲜少尝试了解所谓的“选择“是否是社会制度缺陷而导致的观念生成？看似“女人自主”的选择，其实可能是为“符合母职身分”而经历过几番思量与妥协的结果。
我的论文研究华裔女性的生育经验［注1］。大部分的受访者原本计划生育三至四个小孩（这其实符合国家与华社所期待的生育人数），然而在经历第一次生养经验之后，纷纷表示只愿意生育一至两个小孩。Leete & Tan（1993）也指出1980到1984年结婚的华裔妇女期待生育3.2个小孩，但是最后却平均只生育了1.1个小孩（引自文平强2004）［注2］。
以上的女人声音透露出现实与原本期待的生育计划是存有落差的。而这部分的声音在华社或公共领域的讨论是存而不论的。育儿安排是其中影响生育计划无法符合原本期待的关键原因之一。育儿安排牵涉“谁来照顾”、“怎样是好的照顾”，以及“合格母亲角色”各面向的对应策略、影响、资源条件的取得与限制。
根据“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小孩的照顾工作是由母亲亲自执行。随着女性逐渐投入劳动市场以后，小孩的照顾责任逐渐由婆家的女人们（婆婆、姑嫂）开始分担。
过去扩张与主干大家庭的普遍，加上父系子嗣继承的父权观念下，孩子的照护网络是以父系家庭的女人为界限。女儿出嫁等同“泼出去的水”，遵从冠夫姓、依夫居与从父命的规范，女人的命运从此繋于因婚姻契约缔结的另一家庭，与原生家庭的关系割裂。因此，小孩的照顾工作较少是由“外家”来承担的。
然而，现在年轻的母亲逐渐偏向援引娘家的亲属来帮忙照顾小孩。由于娘家少了同住压力的磨擦，一方能避免婆媳问题，另一方已婚女儿较能掌握娘家的育儿方式，与自身母亲／女性亲属较能协商照顾分工的配合，权衡照顾人选“亲熟不亲生”与保姆费用的考量，娘家亲属网络往往成为年轻小家庭（尤其夫家无法协助的时候）托育的最佳人选。
除了援引婆家与娘家亲属网络的协助，女人居家自行照顾孩子的安排也是普遍的。居家照顾不代表就是从事无偿劳动的家庭主妇，我将之更细致地分为三种类型：一、从事有偿居家劳动的在职母亲；二、辅助先生的居家贤内助；三、全职的家庭主妇。
第一种类型通常是从事居家型的工作，例如：保姆、车衣、家庭美容，一边在家工作赚钱，一边照顾小孩。这些有偿工作往往并非只是辅助性收入，但因家庭经济拮据，女人居家工作的收入也是家庭“吃饭钱”的关键。至于第二种类型是先生自行做生意，住家要不靠近做生意的地点，就是在店面的楼上。这种工作与住家空间的界限混合，女人除了打理家庭与照顾孩子，也兼具无偿的生产劳力付出（兼顾生意打理的帮手工作），以因应夫家家庭与经济生活的日常操作。
无论是有偿的居家工作，或无偿的家族生意帮手，这种结合生产与再生产的劳动付出身影大都隐身于家庭与个人生命中，不列入正式的经济活动计算。当以上劳动皆属“非正式经济活动”时，全职家庭主妇的付出更被理所当然视为无偿且天经地义的。
其实以上的育儿安排方式不是固定不变的，反而是有时间差异且可能多重的。随着父母亲的生涯规划、小孩出生人数增长、小孩成长的不同阶段、照护资源产生变化等多种因素交织，家庭必须重新安排或安插同一阶段一种以上的育儿方式，我称之为多元照顾网络。比方说：小孩白天在托儿所／保姆家，下午在婆家／娘家，晚上父母亲再接回来自己看顾，这样的育儿安排可能更符合时下一般双薪家庭的照顾图像。
“谁来照顾”的问题依然有优先排序，意即“谁才是最理想的照顾者”。若现实里，母亲本身无法全职照顾而必须仰赖其他照顾网络与资源时，“亲熟不亲生”的考虑下亲属网络比非亲属关系的保姆与帮佣更理想；“亲娘不亲婆”的顺序下娘家亲属比婆家来得更容易协商出理想的照顾情境。
无论是家族亲属支持系统、跨户协助照顾网络、居家全职／半职母亲、育儿外包方式（保姆／托儿中心）与多元照顾网络，不仅显示照顾的工作依然是以女人为主的，我要说的是在缺乏公共托育的情境下，这些家庭与女人们是尽可能动用自身网络资源去协商、配合家务分工与照顾责任的，并且在选择过程在乎的是如何能达到“好的照顾”的效果。育儿安排的责任是个人化的。
现代女性对于身体与婚姻自主权相对提高，但是妻子与母亲的社会性别角色期待并没有松懈，女人若要保留自由空间仍需要协商与争取。即使现在拥有家庭与私人的多元照顾网络，但是照顾孩子的最佳人选依然被期待是全职母亲。
“全职母亲”的实践想象与认知是建构于“母亲的可近性”（mother’s accessibility）与“母亲的完美化”。母亲的可近性是指母亲花越多时间陪伴小孩，越能让小孩成长完整且不偏差。母亲的完美化可以联结想象现在电视广告中描述母亲温柔婉约、敏锐细心、不生气、不打骂且充满幸福感的一种去个（人）性的完人形象。
为了更能亲近与照顾小孩，通常都由母亲做出牺牲与调整工作以方便全心全意照顾小孩。在考量托育与保姆费用高，以及不信任（放心）外人教养方式，也有选择当全职家庭主妇照顾小孩。或者，职业女性在放工后仍然要履行母亲责任。
在现今资本主义父权机制发展的劳动市场，女性在有偿或无偿的生产与再生产领域中的付出与责任是同时被期待要求的。例如：1991年提出“2020年宏愿”为打造先进工业国，家庭视为经济生产与消费的主要根基，不仅强调女人的“再生产”任务，也同时召唤其“生产”角色。这时候的女人是“劳动者”，也是“母亲”。女人不仅进入劳动市场，“全职母亲”的召唤与印象并没因此退场与消减，甚至令在职母亲摆荡在工作与家庭之间进退维谷。
若母亲没有全天候照顾子女，将照顾责任分担予他人，或者不够细心顾及小孩的需求，就会产生负疚感。“不合格的母亲”的负疚感，无论全职或在职母亲，在面对“全心全意”的无限上纲，都会变成评价或警惕自身“作为完美母亲”的隐性符咒，这往往成为其庞大生养压力的主要源头。
在《拒绝做第二性的女人——西蒙·波娃访问录》中，波娃被问起是否反对母亲角色时，她的回答是：“我所反对的是认定每个女人都得生小孩的心态，而不是母亲的角色。我也反对那些迫使母亲占有子女的社会环境。”
国会议员章瑛曾经质问政府为何女性劳动参与率从1990年的46.7%到2010年的46%，二十年来不仅没突破，反而有下降趋势；她认为政府无法落实提供托儿服务是女性劳动参与率停滞不前的主因（《独立新闻在线》2010/06/23）。［注3］
小家庭制越发成为都市现代家庭组成的主要类型，抑或“核心家庭”成为现代父母所追求的理想图，却在遇上孩子照顾问题时，要不仰赖其亲属支持网络，不然夫妻就得有能力负担得起育儿外包的费用。若双薪家庭已经将第一个小孩托付给婆家、娘家、保姆或托儿所，但由于受制于经济能力就会难以为第二个小孩安排到照顾对象，因此打消生育念头或者延迟生育计划。
同时，“全职母亲”的在场也是孩子照顾质量的保障。但是，现实中孩子教养所付出的开销费用与责任压力往往比想象与准备的多出更多。当女人承担更多的照顾责任时，在经历一次生养经验后，就会纷纷对劳心劳力的照顾过程打退堂鼓。
由于无偿的照顾工作总是排除在公共领域外、隐身在私领域里头，我如此琐碎地描绘育儿方式的图像，是要反转“一个女人照顾小孩”直线、轻易、个人且静态的想象。生育，不是顺其自然的。由于现实层面的遭遇与协商不如预期所设想的，因此常常导致原本期待的生育计划落空的结果。不愿意多生一个的原因，追根究底是由于社会机制缺乏友善与妥善的安排（例如：托育服务），让家庭与女人自行面对生养的压力。
国家与华社不断将低生育率的责任归咎于不事生育的女人时，却没有去理解今天的女人不是不生，而是其原本生育计划的期待在与现实制度层面产生互动协商后，有所落差与变更。反过来看，女人不按照国家与华社的意思进行生育，实际上也反映出其生育计划是面对现实的诸多考量而做出的决定，其实也是斗争与抵抗。
注释：
［注1］笔者的硕士论文题目为《生育政治的期待与现实：马来西亚华裔生育图像的族群与性别政治分析》。
［注2］文平强编，2004，《马来西亚华人人口趋势与议题》（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Malaysia: Trends and Issues）。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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