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你要的是“女佣”？——性别、家务劳动与帮佣

文／杨洁

截至2007年9月底的统计（资料来源：2007年10月11日《东方日报》），大马合法移工人数为202万1,099人，当中家庭帮佣人数亦高达31万7,937人。这些数据证实跨国迁移现象在全球化的脉络下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移工的流动在资本主义运作逻辑下更是象征一种跨国资本流动的形式与现象。Christine B.N.Chin（1997）In Service and Servitude: Foreign Female Domestic Workers and the Malaysian “Modernity” Project著作中，特别处理跨国家务劳动者在大马现代化发展中，是被放置在“商品化消费”的位置。

在大马，对于帮佣的需求与移入的关键时期，是国家实施新经济政策（NEP）时期。国家精英为推行族群经济政策，必须塑造／促进中产阶级的兴起，因为中产阶级的维持可以模糊各族群的分野与差别待遇，令中产阶级的非马来人不会明显感受种族族群的紧张，以避免影响国家政府实现现代化发展的目的。另外，由于大马妇女投入职场的机会提升，因此国家要面对另一情形：妇女投入职场会降低生育率，而影响国家未来劳动力。

这时候国家有两项任务：一是塑造何谓中产阶级生活；二是如何处理妇女必须兼顾妻子、母亲、工作者三个角色。这两者的处理方案就是国家精英必须营造出中产阶级追求美好生活（good life）的消费活动。这时候“女佣交易”（Maid Trade）的流动形式促使雇主将帮佣视为商品化消费（也可被理解为是一种“炫耀性消费”）。另外，相较于公共托儿所，国家更为鼓励聘请私人帮佣来照护小孩与分担家务。如此，中产阶级生活的区隔（distinction）可以经由消费帮佣而形塑；大马妇女就可以被鼓励生育（pro-natalist），又可同时兼顾家务劳动与照护的角色。

针对以上的扣联，或许可以进一步指出这都是环绕着“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作为现代化发展的最基本经济单位的影响。帮佣被塑造为促进“社会生活的私人化”（privatization of social life）的关键。中产阶级履行与巩固核心家庭模式，而妇女在核心家庭的生育与照护角色，都可借由聘请帮佣而落实。

这里可以重新思考一个根本的问题：性别与家务劳动的关系。为何女雇主总是要求女性帮佣；而不是男性？过去家务劳动因为无薪——〉没有交换价值——〉不被视为具有经济生産力，所以妇女的位置或贡献总是不被肯认。若性别化分工要被解构之后，才有可能谈性别平等与正义，试问当家务劳动成为一份工作／职业，家务劳动可以去性别化吗？从女性家务劳动者（外籍帮佣）的迁移现象中，显示这份工作、这份关于家务劳动的工作，召唤的还是女性。

然而，家务劳动过去其实也有Butler（男佣）的存在，那为何现在只剩下maid（女佣）做这份工作？Chin的文章也有处理过去19世纪殖民时期来自中国与印度移民男性从事家务劳动是多于女性的；来到20世纪，更有“阿妈”（amah，另称“自梳女”）制度的出现。因此，帮佣的出现其实是有其社会建构的脉络。然而“家务劳动为什么是性别化”的呢？ 为何家务劳动一定是与女性“绑在一块”？

以大马经济发展脉络来看，经济计划的推动之两个先决条件是（1）最低的劳动资本与（2）高消费活动刺激。将两项条件放置在帮佣现象来看：前者条件发挥功效，是透过剥削移出国的家务劳动者（帮佣）利益，而达致最低生産成本；后者的条件就是仰赖移进国（本国）的中产阶级家庭或妇女的“消费帮佣”活动。

“帮佣”表面上是“工作”，然而其内涵却是“性别化的家务劳动”。菲律宾与印尼帮佣被视为“家庭主妇”，而非“工人”；她们所从事的不是“工作”（work），而是“活动”（activity），因此，她们只拥有利用价值（use value），而没有交换价值（exchange value），其生産价值被隐形，也因此面对低薪与无明确劳工权益保障的窘境。

当这些帮佣被迫处于私领域（domestic sphere）又从事私内事务（domestic affair），这种“双重的私性格”（double domesticity）令家务劳动的帮佣处于不可看见的处境，因而更无法发声。若无法想像“性别化家务劳动——帮佣——发展”之间的关系，就可能无法理解女性帮佣的被压迫与被剥削的因素来自：国家精英展现的是现今全球化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neoliberalism economic development）之“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与“资本主义父权机制”（capitalist-patriarchy）的思维。
        

本文原刊于《光华日报》，2008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