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止“不雅字眼”？

文／曾丽萍

“直民小学性教育”短片事件获各大华文媒体大幅报导，主讲人庄双华被迫出面道歉，网友普遍不满其道歉内容，庄氏道歉似乎也是为了息事宁人，不见诚意。大家的焦点都放在庄氏的言词，各报章也把事件定调为庄氏讲师引导学生说出“不雅字眼”的不当做法，我却想提醒大家，“不雅字眼”背后的社会学意涵，更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深思。

  

现代的都市社会是一个充满陌生人的社会，因此现代都市生活无疑是一种将人分门别类的生活，借着社会群体来区分人，是一种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中寻找安全感的方式。社会群体的划分，一般是依据一个人的种族、性别、职业、阶级、性取向、教育程度甚至喜好。“我”的自我认知取决于“我”属于哪一个社会群体，进一步来说，我对他人的“认知”，取决于我对他人所属的群体属性的“印象”——往往是一种刻板印象。

举例来说，在认识新朋友的场合上，我们通常会询问新朋友一些个人问题，如家乡在哪里、从事什么行业、求学背景、住在哪里等。从她的回答中，我们凭借我们的“印象”，迅速“了解”新朋友是一个怎样的人。比如，来自怡保（应该是一个广东人，难怪华语怪腔怪调，人说怡保出美女，又确实长得不错）；从事美容业（听说从事美容业的女生都很势利，爱打扮和爱名牌）；中学毕业（可能成绩不好，才没有继续升学）。

显然的，我对新朋友的初步“认知”，有许多刻板印象甚至偏见，这和社会如何认知或标签新朋友的所属群体有关。但是，如果我同样来自怡保、从事美容业并且中学教育程度，那我对新朋友的认知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就是社会学家鲍曼所说的“内群”和“外群”，或“我们”和“他们”的区别了。认知之所以不一样，因为我和新朋友是同一群体的人，如鲍曼所言：

“我们”代表我归属的群体。我对这个群体内部发生的事情知之甚详……相反的，“他们”代表我不能够或不愿意归属的群体。我对那个群体只有模糊和残缺不全的印象，我很难理解它的行动……（引自朱道凯译，《社会学动动脑》，台北：群学出版。Zygmunt Bauman著。）

根据鲍曼的说法，“我们”和“他们”通常通过两者的对立性来认识世界。一般上，“我们”通过“污名化”或“妖魔化”“他们”，来加强“我们”的自我认知及消解内部的冲突压力，比如“我们这种勤劳的人，他们那种懒散的人”、 “我们这群有正义感的人，他们那些没有良知的人”。这种“我们”和“他们”的二分法，虽然建立了自我意识，却也制造了社会对立。

写到这里，大概读者已经明白我要说的是什么。庄双华的目的是宣导禁止婚前性行为的观念，他试图把社会分成两类人——“我们”是不从事婚前性行为的人，是一群“合情合理合法”的人；“他们”是一群发生婚前性行为的异性恋和同性恋，是一群“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的人。 他试图把“我们”建构成“正常人”，“他们”被建构成“不正常的人”。 “他们”除了不正常，还带有污名，“狗男女”和“奸夫淫妇”既是。

这种非友既敌的二分法，是要逼人选边站。不是“我们”的人，那你就是“他们”那边的非我族类。这种二分法已经在这世界上制造了太多的战争和冲突。阿富汗的反抗分子，只因为某路人甲是白人，就把他捉起来砍头示众；美国的警察，只因为某人留着大胡子，就把他捉起来拷打审问；一百年前的西方社会，只因为某人是同性恋，就把人关进精神病院；今天的马来西亚，只因未婚上床，就被骂“狗男女”。为别人加罪名加标签的历史教训数不完，我们还要继续以这种方式来认识自己和别人吗？

当然，我有时并没有办法自由选择进入哪一个群体，我从儿童时期的社会化过程中，就自然而然地进入某个“我们”的群体中（比如华人群体），我自然学会“他们”是一群和“我们”不一样的人——通常是不太好的人。我可能要等到长大后，懂得反思和自我批判，重新检视自己认知世界和他人的方式，才能走出对立的框架，用一种开放、同理和尊重的心，来重新了解别人。

从这角度来看，“狗男女”何止是不雅字眼？更是制造对立和社会分化的手段。要阻止的不只是教小朋友骂人的行为，更要阻止教导小朋友选边站、排除非我族类的二分法。

进一步言，如果认知到“我们”和“他们”的对立无益于社会文明的进步，我希望大家也能反思，在谴责庄氏夫妇的时候，是否又在制造了社会对立？比如：“他们”有宗教背景，难怪那么偏激。

要打破“我们”和“他们”的社会群体区分，大概不太可能。但是除了对立，两者之间其实是可以互惠的。互相成长、合作和提醒，比互相对骂、排斥和污名，更有向上提升的力量。

本文刊于《星洲日报》“言路”版，2011年4月14日；刊登时经删减，题目为〈以同理心对待和尊重他人〉。此为作者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