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职：拥抱之或扬弃之？

文／傅向红

  
   

周前，《东方日报》的〈总编连线〉，叶月眉（简称叶）所撰〈欢迎妇女回归家庭〉一文，提到“对倡导妇解运动的人们来说，妇女回归家庭是不可理喻的‘倒退’”。笔者不晓得到底是哪一国哪一派别的妇女解放运动给予叶如斯“坏”印象，倒是想趁此提出不同流派女性主义者对母职（motherhood）的分析， 一方面用以回应叶对“回归家庭”的看法，另一方面则是厘清“妇运”对家庭及照护工作的看法，因为叶要“妇女回归家庭”，不外乎是为了赞扬为母者告别职场悉心培育教养孩子是“值得喝采”的牺牲。

首先，英美女性主义对母职的辩论可以简单分为两个阶段的三个关切点。第一阶段的两个问题是：母职是不是生物女性（biological female）的天职？血缘母亲（biological mother）是不是最适任照顾小孩子的工作？第二阶段的问题是：要解放女人，是不是必然要扬弃母职？
 

所谓“母职是生物女性（biological female）的天职”，简单的说就是照护小孩是女人的天职。女性主义者如Ann Oakley认为这个看法很难成立，因为它无法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养母以及亲妈妈会虐待她们所照顾的孩子。Oakley援引若干母职的调查结果反驳生物性母职论：大多数虐待或弃儿女于不顾的母亲都曾有受虐以及被弃的经验；少有女性知道如何哺乳，即使知道，也是因为曾经看过母亲或亲戚哺乳之故。根据这些结果，“母职”显然是后天学习的，而不是女人的天职。

如果母职不是女人的天职，而是后天学习来的，那么血缘母亲也很难“自然”地成为小孩子的最佳照护者，除非她本身经过了许多训练和学习。另外也曾经有研究显示，养子养女与非领养子女的社会适应力，一般上并没有差异。Oakley认为，生物性母职的说法在性别社会化推波助澜下，以及学校丶媒体和伪科学研究不断强调“母爱”的神奇伟大下，已然变成“母职神话”。许多女人为免被说成“自私”乃至“不正常”，即使没有当母亲的意愿也经常得“乖乖”顺应社会压力；有些母亲明明精力交瘁，不仅不敢请人分劳，甚至得装出满足幸福的样子。

去除了母职的生物性别外衣后，“母职”不外乎是“一人照护丶培育另外一人的工作”，就连男人也可习得。Oakley虽然解构了生物性母职的神话，但是不致直接主张扬弃母职；另外一位女性主义者Shulaimith Firestone则不仅严厉批评生物性母职，甚至认为男人生养孩子不过为了扩展自我丶延续姓氏，女人生养孩子不过是为了保障家中地位，并进一步主张以生殖科技解除人类的生殖负担。

尽管Firestone主张人类扬弃母职，但是她的观点并不为某些女性主义者接受。对她的批评主要来自激进女性主义者Adrienne Rich。Rich认同父权的确让许多女人相信除非她们当母亲，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女人，但是她认为Firestone没有区分“女人自主决定与谁共赋生育及何时丶何地丶如何当母亲”及“父权为女性做这些决定”之间的差别。她认为，摆脱父权社会强制生育之苦，才是解放妇女之道，而非扬弃母职，其手段是让女人对自己的身体有更多的自主权，包括生育与不生育权。
 

针对以上各派女性主义者的母职辩论，Rosemary Tong曾说：扬弃生物性母职一方面让我们看到“跃然而出，彻底解开枷锁，能从心所欲的女人“；另一方面则唤出一副愁惨图像，当中“老弱病残孤苦无告，街 头游民啼饥号寒”。Tong一方面希望母职是女人自主的抉择，另一方面也希望老弱病残有所依靠，更希望男女自主平等分配照顾工作。因此，她总结母职辩论时说：除非女性暂时停止做母亲，否则父权体制下生物性母职的迷思难以解除，男人也永远学不会该如何像母亲那样去照顾人。
 

最后，只有贫瘠的性别想像，才会认为解放妇女唯牺牲母职是手段，而忘了另外一半人口可以学习担任母职。只有压迫女人的父权思想，才会避而不谈男人照护孩子的责任，独为女人的牺牲喝采。男人与母职并非妇女解放的绊脚石，父权（思想）才是。

本文原刊于《东方日报》 “东方名家”版，刊出日期不详。2004年11月21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