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傅向红
吉隆坡坤成女中拟于百年校庆后招收男生，师长丶董事纷纷支持赞好，同时也引起不少校友反弹。后者乃坤成女中多年培育出来的女子，在国内外各机构单位谋就者皆有，听到有人以“平衡心智论”，主张母校改制招收男生，很多校友大概心理异常不舒服，因爲她们大都可以以身作证，身为女校体制的产物，她们身心并未不平衡。就连坤成女中校长魏瑞玉女士，本身也是槟城槟华女中毕业的优秀生。
女校改制为（男女）合校，何须等到百年校庆之后？根据坤成校友会署理会长周秀芳的説法：“若［母校］决定招收男生，她希望这个方案在2008年后才落实，让坤成女子中学保有完整的100年女校历史”。（星洲2006/9/25）可见不是每位校友皆认为女校体制有保存必要，只要“数字完整”，女校似乎可以成为历史古物。
我们无法否认，在历史上的某个阶段，某些女校的存在，是为了培育“淑女”，开办的课程是烹饪丶缝纫，将女性养成称职的太太丶妈妈，而不是哲学家丶科学家丶工程师丶医师丶国家领袖。可是校友们的成就，却又让我们目睹女校的丰硕成果。坤中引发的“乾坤问题”，不禁让我们思考：女校真的有必要走入历史吗？其存废有何理据？从报章报道和坤中网路论坛的资料来看，赞成改制的理由不外乎“方便家长载送论”和“心智平衡论”，反对者则引用“凡存在必合理论”和“平等机会论”来反驳合校的建议。“方便家长载送论”和“凡存在必合理论”分别是经济和权威论述，“心智平衡论”和“平等机会论”则牵涉到性别和性向的讨论。
根据魏瑞玉校长的说法：“如果该校招收男生入校就读，子女可以在同一间学校上课，家长们便无须如此奔波了”（南洋2006/9/25）。其背后的行销逻辑很明显，就是提供家长方便，让他们更愿意把孩子送进来。在第二天的采访里头，魏瑞玉女士并不否认“提高学生来源是其中一个[改制的]因素” （南洋雪隆，2006/9/26）。经济或行销论据，能否成为教育改制的理由，这点我们稍候再论。
为了力挽狂澜，部分校友援引国内外现状来反驳招收男生建议，她们反问改制支持者：“如果单一性别学校过时，那为何政府还支持女子国中的存在？”中学教育男女合校与男女分校的问题，在国内外不断变化，约莫十多年前，槟城恒毅男子国中，也曾经改男校制为男女合校制。认为“现状乃合理”者，大概没有注意到，现状可以不断变化，而且也忽略了华教运动多年来所要求的，正是要纠正国家教育政策的不公与不足。所以，“凡政府允许存在的就是合理”，这种说法恐怕难以说服我们女校存在乃合理。
虽然占据对立位置，“心智平衡论”和“平等机会论”其实有一共同关注点，就是都希望女性可以受更好的教育，只是双方对于何谓好教育――尤其是对女性好的教育，有不同的见解和方针。对“心智平衡论”者来说，女校似乎有“缺陷”，阻隔了男女相互学习的机会。对于这点，本文开头已经指出，那些成就斐然的女校毕业生，其实证明了女校体制的成果，在没有男性同学的校园里头，她们的学习丝毫不受影响，以“心智不平衡”为由来改制，反而引起她们极大不满，好似脸上被贴了一个标签。另外也有毕业生指出，女校学生在课外丶课后，还是有机会接触男性，而非全面“与男隔绝”，两性相互学习的机会还是有的。
另外一个由女校的“缺陷”引发的对“心智不平衡”的疑虑，是关于同性恋的“问题”。坤中校友会执行秘书吴慧玲，对此作了相当有力的回应：合校也一样有同性恋（南洋2006/9/26）。这次坤中事件的讨论中，同性恋明显是被判定为“劣”于异性恋的选择。说穿了，“心智平衡论”不过就是“性别平衡论”。她／他们不是担心女校的训练把女性培养成淑女（像某些教烹饪丶缝纫的女校），以至当不成哲学家丶科学家丶工程师丶医师丶国家领袖，反而是担心女校让女性遗弃传统相夫教子的性别角色丶忘记谈恋爱丶结婚和传宗接代。
相对于 “心智平衡论” ，“平等机会论”认为女校的存在不是缺陷，反而提供了一个有保障的空间，让女性可以在其中自由学习。惟可惜的是，坤中改制辩论中，平等机会论者没有详细论述何以女性必须要在这样一个空间学习，才能自由学习丶自由学习的成果有哪些。若我们借镜国外论述，可以发现女校的存在，其所保障的学习空间，是为了让女性不必过早面对男性的竞争。这个论述的前提是承认男女不平等，所以特别保障女性一个学习的机会，就跟北欧福利国家的女性名额保障制一样。因此，“平等机会论”可以说源自机会不平等。
男女的心智不平衡（不是以上“心智平衡论”所指涉的情感或性向不平衡，而是自信丶智识的不平衡），其实来自社会丶文化和家庭，早在进入学校以前就已经存在，女校反而提供一个免于男女不平等竞争的空间，在此女性可以自由学习“硬”科目，如科学丶数学丶物理等，而不被嘲笑；在此，她们学习丶模仿的对象，都是比她们成熟丶独立丶聪明丶有智慧的学姐，而不是仰慕崇拜学长。当男同学们有几千年来性别不平等机制培养出来的男性智者可以崇拜时，女性也需要有同性别的学习对象――比如像Hannah Arendt丶Simone de Beauvoir丶Betty Friedan丶Theda Scocpol丶Hilary Rodham（克林顿夫人）等有自信的女性，来培养对自身性别的信心。
因此，女校可以结合“充权”（empowerment）的概念，弥补不平等的性别文化，让女性正式投入各类大专丶职场丶专业的自由竞争之前，培养出女性的自信丶能力，耤此发展其自主性和独立性，并有意识地推延丶干预性别的社会角色发展，让女同学学做人，而不是做女人。由此看来，那些担心女性因为学习了各类“硬”科目而“变质”为“男人婆”或过于独立的“心智平衡论”，其实与父权社会对聪明丶独立丶自主的女性的贬低唱合。
不管怎样，我们得承认，不管是男校丶女校还是合校，私立教育都得面对市场竞争和招生压力。虽然如此，没有任何一个教育经营者，愿意承认自己的制度改革，是为了向市场和经济压力低头。这也就难怪众（男性）董事们，拼命用自己的“心智平衡论”来包装招收男生的政策，以这种“性别常识”（也是大家习以为常的性别偏见）爲由，总好过直接向社会大衆明说，改制是因为市场原则高于教育原则和性别平等机会原则。贵为女校毕业生的魏瑞玉校长，这次恐怕要比（男性）董事们面对更多一层的心理压力。
坤中个案向我们展示，同为女中毕业生，各方女性对女性能否进步丶如何进步，有着不同的认识。女性能否进步，并非男女之间的资源斗争而已，她其实也考验女人自身对性别文化的认识，对性别发展的愿景。当中的教育资源分布问题，显示反对改制者若没有掌握决策和经济势力，女校体制恐怕难以保存。这些坚持维护女校体制的校友，大概都应该有心理准备吧。
本文原刊于《东方日报》 “东方名家”版，2006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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