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傅向红
由于公共治理和政策辩论能力贫瘠，自十三年前巫统党争及安华被革职以来，马来西亚政治斗争日趋恶劣低级，政治人物的情欲（sexuality）［注1］问题已经成为政治斗争的廉价武器（实例太多，在此不赘）。
在这样的背景脉络，笔者等评论人提出“公私有别”的概念，呼吁民众专注于监督政治人物的公共职责和治理能力，而不是政治人物的隐私或私领域情欲活动。
主张“公私有别”者最喜欢引述的例子，莫过于澳洲社会对现任财政部长黄英贤的出柜反应，并不以黄氏的同性恋身份评断其公职能力，而是让有公共治理能力者得以发挥所长，贡献社会。
“关注政治人物的治理能力，尊重他/她们的隐私”本是成熟、理性的民主社会理应有的表现，但日前“性自主”（seksualiti merdeka）活动遭执政当局打压禁止之际，却有政党人士以“性自主乃隐私”、“同性恋／双性恋属于个人事务”为由［注2］，呼吁“性自主”活动主办单位“避免嘉年华会方式”、“低调处理”性向议题，以此呼应国阵政府动用国家权力禁止公民社会公开辩论情欲议题。
以上现象向我们提问：究竟公民社会能不能公开辩论“隐私”及“私领域抉择”？该如何辩论情欲议题才算合理？显然，国内既存的“公私有别”论述暂没有回应以上问题。
情欲固然是个人抉择和隐私，但对于什么是公共的以及何谓私领域，却触及了公众，甚或是国家法律对“公私”的定义和解释。简单来说，“公私”领域的界定和划分，本身就具备公共特性，属于公共议题。
国家、社会如果要保护隐私，那么如何界定隐私本身就是个国家法律问题、公共议题。以“性自主乃隐私”为由来禁谈情欲议题，可以说忽略了“隐私”划分的公共面向。
一方面我们说“性活动”是隐私，社会应该尊重他人隐私，但同时候我们却又说特定的“性活动”（隐私）是“罪行”，比如刑事法典377条文（或称“非自然性行为”条款）本身就涉及了公共（国家法律制度）对隐私及情欲活动内容的界定。此条款的存在，在在显示“隐私”和“私领域”概念的法律、制度和公共意义。
易言之，公开讨论“隐私”和“情欲”，不是指议论特定人士的“房事”或“性事”，而是指辩论社会、法律对“隐私”和“私领域”的概念、定义及其延伸出来的制度对特定社会群体的影响。
再者，由于社会对不同的情欲偏好有不同程度的宽容，会直接影响不同情欲偏好者的各种公共资源的可近性及权利义务，比如能否担任公职、继承财产、抚养孩子等等，因此，私领域的特定情欲偏好、抉择能否为社会大众所宽容和接受，攸关公共资源分配及个体权利义务。这又是“隐私”、“私领域抉择”议题的另一个公共面向。
如果说“隐私”、“私领域”有其公共面向，那么个别同性恋者的“出柜”（come out）行为［注3］又是否具备公共意义呢？公共舆论空间该如何看待 “同志出柜”议题？
月前资深评论人温小芬在〈谢谢收看——欧阳文风事件，应该就此打著〉一文（《东方日报》，2011年9月27日）称欧阳文风的“出柜”和“婚事”是“儿女私情”，呼吁社会大众适可而止，多讨论公共议题，避免浪费媒体版为议论“私领域问题”。但同时也有不少个别同性恋者和同志团体为欧阳文风的“出柜”感到振奋，认为后者让同性恋议题浮现，可“被人看见”、“被讨论”。
“出柜”固然是个别人或少数几个人向社会大众公开自己的隐私、情欲偏好，但由于同性恋者长期面对主流社会歧视、排挤和打压，一部分人士公开同性恋倾向有可能刺激社会大众辩论、重新认识该“隐私抉择”的价值问题，进而影响国家法律、政策和公共制度对该私领域抉择采取的态度和应对方式。［注4］
从这个角度来看，“出柜”是否具备公共意义，端视公众的讨论是否围绕“出柜”的公共面向，而不是出柜者的房事八卦或个人隐私进行讨论。
“出柜”亦可以是同志们自觉地以各种艺术、公开表达方式现身公共空间，将共同经验连接到集体身份认同以及社会大众对该身份的认知，跟暗柜里的同志以及一般社会大众对话，以达成对身份认同的再认识。
当然，有些人难免怀有私心，意图高调建立个人道德光环，或贩卖自己和前异性伴侣的隐私以图积累个人资本，而不是带动和深化情欲议题的各种公共面向讨论，但成熟的公民、公共舆论理当有能力就性向、情欲、出柜等“隐私”和“私领域”问题的公共面向理性讨论，而不迷失于当事人的房事、隐私细节。
同志群体亦应避免过度依赖一两位“出柜名人”的道德姿态去抗衡制度性歧视，而应该发展自己的论述、策略和组织动员能力，自我壮大和培力。
公共空间各种活动和行动能否升化为公共论域，促进公共理性的养成，有赖去权威化和去除国家干涉的议论平台让公众公开、自由和平等地交流意见。“性自主活动”本身即致力于创造公共平台，让不同情欲偏好者得以自由、平等且理性地辩论各种情欲偏好。
执政当局禁止该活动，不仅是压制特定情欲偏好者的选择，纵容社会极端势力继续视特定情欲偏好者为泄恨对象，同时也扼杀公共理性的形成空间。
注释：
［注1］Sexuality一词有不同中译，有作“情欲”、“性偏好”等，本文乃沿用“情欲”一词，指涉人们的性喜好。
［注2］参见《辣手杂志》2011年11月8日报导：“人身攻击的两线制应受谴责‧蔡细历：性自主应低调举办”；《星洲日报》报导：“王赛芝：处东方社会‧同性恋活动不应宣扬”。
［注3］指同性恋者向社区或社会大众公开自己的性取向。
［注4］有关同性恋是否“正常”的讨论，可参考拙作〈同性恋何以是“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脉络，笔者等评论人提出“公私有别”的概念，呼吁民众专注于监督政治人物的公共职责和治理能力，而不是政治人物的隐私或私领域情欲活动。
主张“公私有别”者最喜欢引述的例子，莫过于澳洲社会对现任财政部长黄英贤的出柜反应，并不以黄氏的同性恋身份评断其公职能力，而是让有公共治理能力者得以发挥所长，贡献社会。
“关注政治人物的治理能力，尊重他/她们的隐私”本是成熟、理性的民主社会理应有的表现，但日前“性自主”（seksualiti merdeka）活动遭执政当局打压禁止之际，却有政党人士以“性自主乃隐私”、“同性恋／双性恋属于个人事务”为由［注2］，呼吁“性自主”活动主办单位“避免嘉年华会方式”、“低调处理”性向议题，以此呼应国阵政府动用国家权力禁止公民社会公开辩论情欲议题。
以上现象向我们提问：究竟公民社会能不能公开辩论“隐私”及“私领域抉择”？该如何辩论情欲议题才算合理？显然，国内既存的“公私有别”论述暂没有回应以上问题。
情欲固然是个人抉择和隐私，但对于什么是公共的以及何谓私领域，却触及了公众，甚或是国家法律对“公私”的定义和解释。简单来说，“公私”领域的界定和划分，本身就具备公共特性，属于公共议题。
国家、社会如果要保护隐私，那么如何界定隐私本身就是个国家法律问题、公共议题。以“性自主乃隐私”为由来禁谈情欲议题，可以说忽略了“隐私”划分的公共面向。
一方面我们说“性活动”是隐私，社会应该尊重他人隐私，但同时候我们却又说特定的“性活动”（隐私）是“罪行”，比如刑事法典377条文（或称“非自然性行为”条款）本身就涉及了公共（国家法律制度）对隐私及情欲活动内容的界定。此条款的存在，在在显示“隐私”和“私领域”概念的法律、制度和公共意义。
易言之，公开讨论“隐私”和“情欲”，不是指议论特定人士的“房事”或“性事”，而是指辩论社会、法律对“隐私”和“私领域”的概念、定义及其延伸出来的制度对特定社会群体的影响。
再者，由于社会对不同的情欲偏好有不同程度的宽容，会直接影响不同情欲偏好者的各种公共资源的可近性及权利义务，比如能否担任公职、继承财产、抚养孩子等等，因此，私领域的特定情欲偏好、抉择能否为社会大众所宽容和接受，攸关公共资源分配及个体权利义务。这又是“隐私”、“私领域抉择”议题的另一个公共面向。
如果说“隐私”、“私领域”有其公共面向，那么个别同性恋者的“出柜”（come out）行为［注3］又是否具备公共意义呢？公共舆论空间该如何看待 “同志出柜”议题？
月前资深评论人温小芬在〈谢谢收看——欧阳文风事件，应该就此打著〉一文（《东方日报》，2011年9月27日）称欧阳文风的“出柜”和“婚事”是“儿女私情”，呼吁社会大众适可而止，多讨论公共议题，避免浪费媒体版为议论“私领域问题”。但同时也有不少个别同性恋者和同志团体为欧阳文风的“出柜”感到振奋，认为后者让同性恋议题浮现，可“被人看见”、“被讨论”。
“出柜”固然是个别人或少数几个人向社会大众公开自己的隐私、情欲偏好，但由于同性恋者长期面对主流社会歧视、排挤和打压，一部分人士公开同性恋倾向有可能刺激社会大众辩论、重新认识该“隐私抉择”的价值问题，进而影响国家法律、政策和公共制度对该私领域抉择采取的态度和应对方式。［注4］
从这个角度来看，“出柜”是否具备公共意义，端视公众的讨论是否围绕“出柜”的公共面向，而不是出柜者的房事八卦或个人隐私进行讨论。
“出柜”亦可以是同志们自觉地以各种艺术、公开表达方式现身公共空间，将共同经验连接到集体身份认同以及社会大众对该身份的认知，跟暗柜里的同志以及一般社会大众对话，以达成对身份认同的再认识。
当然，有些人难免怀有私心，意图高调建立个人道德光环，或贩卖自己和前异性伴侣的隐私以图积累个人资本，而不是带动和深化情欲议题的各种公共面向讨论，但成熟的公民、公共舆论理当有能力就性向、情欲、出柜等“隐私”和“私领域”问题的公共面向理性讨论，而不迷失于当事人的房事、隐私细节。
同志群体亦应避免过度依赖一两位“出柜名人”的道德姿态去抗衡制度性歧视，而应该发展自己的论述、策略和组织动员能力，自我壮大和培力。
公共空间各种活动和行动能否升化为公共论域，促进公共理性的养成，有赖去权威化和去除国家干涉的议论平台让公众公开、自由和平等地交流意见。“性自主活动”本身即致力于创造公共平台，让不同情欲偏好者得以自由、平等且理性地辩论各种情欲偏好。
执政当局禁止该活动，不仅是压制特定情欲偏好者的选择，纵容社会极端势力继续视特定情欲偏好者为泄恨对象，同时也扼杀公共理性的形成空间。
注释：
［注1］Sexuality一词有不同中译，有作“情欲”、“性偏好”等，本文乃沿用“情欲”一词，指涉人们的性喜好。
［注2］参见《辣手杂志》2011年11月8日报导：“人身攻击的两线制应受谴责‧蔡细历：性自主应低调举办”；《星洲日报》报导：“王赛芝：处东方社会‧同性恋活动不应宣扬”。
［注3］指同性恋者向社区或社会大众公开自己的性取向。
［注4］有关同性恋是否“正常”的讨论，可参考拙作〈同性恋何以是“问题”？〉。
本文原刊于《独立新闻在线》，2011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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