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中的女人

文／梁友瑄

看电影除了是个人爱好，还要放在更大的社会脉络检视，它也是集体行为，因此电影普遍被认为对观众具有社会与心理的影响。前苏联革命舵手列宁就曾说过：“电影是最重要的艺术活动”，因此二十世纪的政治人物喜欢用电影来影响甚至“教育”大众，这些早已是见怪不怪的事。
 

电影作为社会的产物，除了可能被有心人士利用，它呈现的内容往往也会反映文化的心灵，就像是集体的潜意识般，折射着社会的欲望、恐惧乃至偏见。我们不妨从这个脉络来检视电影里描绘女性的方式，就不难明白这个社会为何普遍庆祝的是妇女节，而不是男人节。

西方1960年代晚期女性主义兴起，人们开始逐一检视所有的影像究竟是怎么描写女性，尤其是早期的好莱坞片子，女性主义者莫莉哈斯凯尔（Molly Haskell）在《由尊重到强暴》（From Reverence to Rape, 1974）中指出许多好莱坞影片中的女性角色都非常不写实，要嘛是被动、等待被拯救的弱质女流，不然就是令人厌恶的叨絮角色、邪恶的“男人祸水”以及误入歧途的坏女人，后者尤其常在早年的黑色电影中不断出现。

在华人的电影世界也有不少例子，不举太遥远的，相信大家对周星驰的电影不会陌生，虽然我也很喜欢看他的电影，但仔细回想那些电影中多半都在丑化女性的描述，我们不难看见那个年代的香港社会对女性族群的想象究竟是什么样子，而这些电影来到马来西亚社会以后几乎是大受欢迎，但和其他社会相较之下，却难听见检讨的声音，这正好反映了我们的社会对性别议题的敏感度的不够敏锐。

是的，就是非常的不敏锐，于是我们可以听见国内许多政治人物诸多不尊重女性的言论，从 “月漏论”、“透明装陪夫睡”、“她是蹲的，我是站的”、到最近丁福南先生发表的“三十岁老女人”论，通常他们在发表这些“伟论”之后毫无歉疚之意，我们因此知道，这些无所不在的歧视已经是长年累月累积下来，令人失望透顶的社会风气。

看看在这片土地上票房长红的占士邦电影集或者是由史泰龙担纲主角的洛奇系列，这类歌颂男性阳刚气质的电影一直占据着马来西亚社会的票房主流。在这些电影里我们看见的是男人想象中的女人，却没看见女人真正的样子。她们的欲望、她们的脆弱、她们的心情，在这类电影中近乎微不足道。有多少这类型的电影受欢迎，在现实生活中就有多少的女人被视为微不足道。

在这妇女节刚过不久的当儿，想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看见女人真实样貌的电影《末路狂花》（Thelma & Louise）。

这部由雷得利史考特（Ridley Scott）指导的公路电影自推出后就被列为研究女性主义必看的电影之一。在美国电影的历史中，甚少有公路电影是以女性为主角，但这部电影不止起用了两位女性主角，还描述他们的成长与蜕变。

露易丝是勇敢果断的女侍者，泰玛则是长期活在丈夫大男人主义阴影底下家庭主妇， 这对闺中密友相约去个小旅行，出游的过程她们进入了一家酒吧，泰玛被酒吧里的男人搭讪，原本单纯的应酬，在泰玛不胜酒力后差点惨遭男人强暴，及时赶到的露易丝开枪将男人打死。因担心证据不足会被判重罪，两人展开了逃亡的旅程。

原本应该是愉快的旅行，最后却演变成两个女人对抗父权社会压迫的斗争，在逃亡的过程中，男性对她们的压迫不断展开，从泰玛的丈夫、和泰玛一夜风流的情人、对她们性骚扰的油罐车司机和追捕她们的警察等，除了两位愿意理解她们的检察官和露易丝的男友，她们近乎孤立无援。连原是小女人的泰玛竟被逼得持枪抢劫，然而也是因为经历了这一次的逃亡，两个女人才开始感受到心灵的自由，最后在被武力重重包围的情形下，她们选择开车往大峡谷冲去，也不愿对这个压迫她们的父权社会低头。

这部跳脱常规的公路电影（看，连马路都是“公”的！），没有西部牛仔的风光，也没有在男人身边一抹看不清面目的卑微女性，只有因为出走而找到自我的女人，而当她们走到末路，心境却越来越豁然开朗，极度不友善的环境反而激发了她们的成长以及内心深处最坚毅的那一面。

我们需要更多像《末路狂花》这样的电影，因为它就像魔镜一样映照着我们这个社会的处境，让那些不堪的现象显露无遗，并狠狠冲击萤幕前的每一个观众，让她／他们得以从电影中看见自己，并寻求改变。

然而这毕竟是悲哀的，如果我们会因为《末路狂花》这种电影的出现感到欣慰雀跃，如果我们年年还需要庆祝妇女节，那代表着女性族群还没得到应有的平等待遇，在等待那一天的到来之前，我们必须时时提醒自己，革命其实尚未成功。

本文原刊于《独立新闻在线》，2011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