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平等与政治

文／杨洁

马来西亚种族主义喧嚣不止，加上一党独大的政党政治生态，性别与阶级议题并非公共论述的主旋律，且存而不论。

后308政治海啸撼动稳定式霸权政治的局面，在野党与民间社会或人民力量开始凝聚且显眼，尤其在709黄潮以后，很大程度上冲破隐匿在心头对国家机器的恐惧，反转被压迫者的位置而积极发声与行动，同时也突破族群之间紧张分隔的状态，看见不同族群对同样议题的态度，创造出集体的共同记忆。“自由、公平、权利”的论述变成后308的语言，“多元、差异、尊重”的画面形成709后的经验。

净选盟3.0与绿色盛会3.0将于本月28日举行。净选盟从4日公布集会的确切日期后，面子书上就已有Bersih3.0宣传照片到处转载流传，相信随着集会日子的靠近，面子书越会是“黄灿灿、绿油油”，宛如一片黄潮、绿海。

709净选盟2.0与226绿色集会2.0那时候面子书的顔色盛况某个程度上反映人们（至少在网民的部分）现在关注的是什么，或者换句话说干净选举与环保议题是备受关注、且能引起人们讨论甚至参与的议题。在集会前夕，看着面子书的大头贴顔色几乎就可预感出席集会／游行的人数。

上个月18日发起的“女性改革之声”紫色集会，反倒在面子书没有引起如“黄潮绿海”般的紫色盛况。记得，当时与友人一起前往集会地点时，还谈起集会当天的面子书还是有点冷清，颇担心出席的人数。

参加紫色集会与黄色、绿色集会的感受与观察有点不一样。黄色与绿色集会予人较鲜明的画面是许多“常民”参与，也就是那种感觉对政治不是那么热衷或熟悉的年轻人、学生、上班族、uncle、auntie、一家大小、普通老百姓……通通走上街头，有的更是独自一人自动自发就去的，在街头遇上同伴。紫色集会当然也有不同族群、年龄、身份的人参与，但“常民参与”的印象并不深刻，反倒是妇女组织或其他团体的组织性动员较为凸显。

当身边的朋友都积极出席黄色、绿色集会的时候，却选择缺席（或者忽略）紫色集会。一位从事妇运的朋友也告知：妇女或性别议题在社运圈里头是较难获得其他社运团体的直接支持与关注的、甚至是不谈性别问题的。我不禁困惑：难道性别问题不（再）是“问题”？

再谈谈最近两次关于性别讨论的经验。308国际妇女节101周年纪念，彩虹性别学会发起嘉奖男人行动，尝试以创意恶搞的方式去反转、冲撞与颠覆传统凝视／检视女性的位置——今日的妇女节经常以嘉奖女人在家庭或其他符合社会期待的性别角色（例如：母亲）的无私贡献为意义，“顺理成章”地变成“妈妈节”或“妇幼节”，透过恶搞是要努力打开另一种想象、逾越、创造性别多元化的视角与行动。这个行动引起一些非议。

另外，自己也担任另一场讨论习俗文化中性别意涵的分享人，隔天的报导也引来一些批评。这些非议与批评大致有两种意见：一、过于矫枉过正，认为其实现在男女已经平等，例如：家里的先生是愿意分担家务的；二、过于在意鸡皮蒜毛的事，认为很多事情其实无关性别歧视，是个人化的选择，例如：如何分配家务是两夫妻一起决定的事，无关性别歧视。

结合这两次的经验与紫色集会的观察，发现女性主义早已耳熟能详的“个人的即是政治的”论述，并没有深入民心。选举与环保是公共议题，更是政治性的，鼓动人民积极投身参与、要发挥个人与集体力量等积极支持的声音……在面子书、同侪间源源不绝。为何轮到性别议题的时候，它似乎变成了次要、低调且个人化的问题？［注1］

性别是否已经平等？若从量化的统计数据去检视性别平等，男女之间的差别待遇是相较过去来得更为平等，例如受教育机会，然而也可从中轻易地戳破“已经平等”的假象。同工不同酬、玻璃天花板效应、劳动率与参政比例的不均等、性骚扰等压迫问题，在在显示女性的社会位置因其性别身份差异带来的歧视而受到压迫。

从政治选举与环保正义的议题来看，不难发现社会会放入较多的动力与能量，无论在论述或资源上都较容易获得正当性与合理性。然而，性别议题在公共讨论与社会位置却经常被边缘化或视为无关紧要的，即便它的影响力是日常生活的且最普遍的。由于性别议题牵涉亲密关系与隐私，它被划为是私领域的部分。

当自由主义主张公／私领域二分，通常是以“男性中心”为出发观点来观看公／私议题，女性经验与权利相关的议题则化为私领域，并且化约为相对于公领域“国家大事”，它属于“不重要小事”、或者公领域不该干预的领域，甚至认为私领域性别关系视为中立。

私领域的概念就是以男性作为家庭的户长，因此私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关系经常被忽略，例如：家庭与婚姻暴力在过去甚至是被默许，即便现在处理暴力事件的机制与社会观点都充满性别盲，往往让受害者无法摆脱暴力的压迫。

Okin提出私领域由于家庭隐私权概念而被保障，却也同时保障了私领域父权机制［注2］。Okin肯定隐私权的价值：一、可以发展亲密关系；二、作为暂时卸下公共角色面具的后台；三、拥有发展个人思想与创造能力的空间。然而，隐私的价值实践，对于性别结构下的男人与女人是出于不同的位置与境遇。

针对第一个价值，私人空间作为发展亲密关系的重要空间，亲密关系不该屈从于暴力，然而，许多妇女与小孩在家庭却遭受暴力或威胁，根本没办法享有亲密关系的隐私。倘若公权力不介入，私领域的暴力问题就无法被正视。

同时，Okin引用Virginia Woolf的说法：作者或思考者最重要的就是要拥有自己的房间。然而在性别结构的家庭空间，女人缺乏获得私人空间。就好比第三价值，男人要培养自己的才能时候，不会面对自我能力实践与家庭的两难选择；然而，女人往往被家庭因素局限，面对两难的选择或蜡烛两头烧的窘境。

这也可牵引出第二价值的回应，男人回到家可以卸下公共角色，然而女人的公共角色却有社会期待的性别角色：母职，相较于一般社会较少要求男人执行父亲的工作，女人的社会角色需要在家里继续扮演与执行。从这点来看，家庭／私人空间予女人反而不是公共角色的后台，刚好相反，是前台。若在家里无法把此角色扮演好，就会受到责难。简言之，在公／私领域二分的父权机制下，家事是男人的私事、个人的事，但却是女人的公事。

除了家庭私领域，自由主义也将国家与市场划分为公／私领域，反对国家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然而，自由市场对女性的歧视，如：禁孕条款、玻璃天花板、职场性骚扰等问题，也一并排除在公共讨论与立法政策之外。莫怪乎，防范性骚扰的法令至今仍在持续要求修订中。

个人的即是政治的就是要反对这一刀切割的公／私领域二分法，强调属于个人的生活，尤其性别的权力动态，其实是受到各种政治力量的影响。女性主义者在争取女性权利的时候，经常被误认为个人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因此被否决与忽视。

女性的个人状况和处境，其实都有着其形塑的社会位置、历史脉络与价值观念，进一步帮助，即便是女人最私密的经验，也是依循父权制度的原则影响。谈个人的即是政治的，除了要反对公／私领域二分，另一个是要倡导与啓蒙性别意识。

秀青工作多年，却在怀孕以后开始感受上司的刻意刁难，比方说会特意吩咐她去执行较难且繁多的任务，若无法顺利完成工作时，就会有意无意被影射是怀孕影响工作能力，最终秀青主动选择离职，责怪公司与上司的不近人情。然而却较难从职场的性别歧视的观点去描述或检视这样的对待。性别意识的长成，肯认性别议题是绝对具有正当性的政治问题，而不是次要、个人的议题。

毕恒达的研究指出女性深受二个相互关联的价值观影响：一个是男强女弱；另一是男主外女主内／贤妻良母的价值观［注3］。要从社会性别歧视的框框中跳脱，往往需要女性主义论述的中介。

在没有论述之前，女性经常把自身的不悦经验归咎于个人能力或是普遍人性的问题；接触论述之后，则可以把以前说不清楚的都说清楚了，更进一步会看到以前看不见的性别经验，甚至具体实践中带来力量。例如：去年入禀法庭控告公司性别歧视的诺法迪拉（Noorfadilla Binti Ahmad Saikin） 一案［注4］，若诺法迪拉没有意识到这是性别歧视甚至性别结构的问题，仅把它视为是个人与公司的问题，就不会有首宗性别歧视案获得胜诉。

在宏大的公共论述中，“性别”相对其他议题更容易被忽视。由于受到公／私领域二分、把女人或性别问题视为隐私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把许多日常生活具体的遭逢经验，都会轻易地划归为是个人的、去政治化，忽略即便是亲密关系也有其政治面与公共性。

重新提出这已近乎过了半个世纪的口号——“个人的即是政治的”，不外彰显性平运动要引起现在公共讨论氛围中的关注，仍然是不易却非常重要的事。

注释：

［注1］这令我想起先前性向自主被打压的事件，也有号称“支持者”发出类似的言论：我尊重性向自主与选择，因为这是个人的选择，但是，这是属于私领域或隐私的部分，不应该如此高调。或者，我不反对同志，但是同志婚姻就不必了，太过公开会是变相的鼓励（鼓励人变成同志）。关于公／私领域另一讨论，可以参考傅向红的〈情欲议题的公与私〉。

［注2］Susan Moller Okin 1998, “Gender,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in Phillops, Anne（ed）. Feminisn and Politics.116-4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注3］毕恒达（2004）女性性别意识形成历程。通识教育季刊，11（1/2），111-138。

［注4］诺法迪拉在2009年因怀孕而失去工作机会，并入禀法院要求赔偿，2011年7月12日莎亚南高庭判她胜诉，并裁决这是性别歧视的做法。

　　  
本文原刊于《独立新闻在线》，2012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