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洁
在428的街头上，我遇见净选盟妈妈，还有其他妈妈。她们走上街头，动机很清楚：为了孩子，为了下一代。
净选盟妈妈当初在面子书的号召，很快就获得回响与肯定。除了干净选举八大诉求之外，“母亲”这个身份获得很多人的赞许与认同，也是关键原因之一。妈妈们在街头展现的活力与毅力，看似从私领域不留痕迹地跨过公领域，然而若从她们分享的故事，就可以知道这个跨越是经过启蒙、挣扎与冲突的。
从私领域出走，参与公领域的政治行动，一则显示妈妈们走上街头不是那么容易的；另则也透露公／私领域的划分依然是现在性别分工与角色期待的主张，所以私领域的“母亲”在公领域场域的少有的现身，松动了人们已经内化了的公／私领域的界限与想象，令人印象深刻与惊艳。
说得更直白点，妈妈的“职责”是在家买菜洗衣扫地煮饭顾小孩，怎么有时闲“不务正业”上街头呢？公领域总是象征男性、强壮、理性的场域；女性、柔弱与非理性是私领域的范畴，而且私领域绝对不是国家大事。男性处在公领域高谈阔论，是理所当然的；反观女性的现身，会引人侧目。
当中有些妈妈也遭到家人的反对或被阻止上街头，原因不外乎是“你身为母亲，不应该乱参加”。这句话的背后更多没说出来的预设：第一街头是危险的，女人比男人更容易遭遇危险，因为缺乏应对能力；第二女人被预设是不关心政治、不参与公共，所以还是乖乖待在家里；第三女人是母亲，职责是养育照顾，而不是拉布条喊口号；第四女人有小孩，所以避免带坏小孩，不可满街跑。
要反转这种僵化的公／私领域区隔的逻辑，就是要跨界，而这时净选盟妈妈或更多的妈妈走上街头冲破界线的示范。“母亲”身份政治化了，某个程度颠覆公／私领域的分界。
在未走上街头以前，许多妈妈不会宣称自己是“爱国”，反而表达“爱孩子”的心情是较自然与坦荡的。从“爱孩子”延伸至对环境、国家与社会时事的关注，经历过信息“再社会化”的过程。其中，网络与面子书扮演关键的中介。
搭上面子书的世代，涵盖1970至90年代出生的人，当中1970、80年代的许多已经拥有下一代。原本已经拥有上网接触信息技能的人，在当了爸爸妈妈以后，因为小孩的关系，开始催化具体行动的实践力量。原本没接触面子书的1950、60年代的爸妈，也为了与小孩更亲近，开始主动或半强迫下学习使用／接触面子书。信息的接收与传播，让公民意识与政治有感的植入成了可能。
对“家庭主妇”的刻板印象，会限于她是爱八卦的三姑六婆，国家大事、政治议题一窍不通，而且还是不会上网的“师奶”形象。微妙的是，这次许多妈妈们上面子书、用部落格，有者甚至独自带着小孩上街头；反观，爸爸因工作而缺席，或者因较少接触到多元信息而反对妈妈上街头。
公民身份或公民权的制定，一直存有性别盲，是以男性经验作为其依循的传统原则。女人总是得嫁作人妇，从属夫家方能享有公民权，或因为局限于私领域而未能将其需求反映至公民权的内涵里头。比方说公民权承载一系列社会权利，当中理应包括再生产（例如：生育与托育）的权利，然而这往往是被忽视的。
当女性可以独自一人或集结姐妹力量、并从自己切身关注与感受出发的发声，让“公民”多了一种具体的“身份”——“母亲”，也让公民运动多了另一种（除了政府贪污、选举不公、国家改革等理性话语）关怀与情感语言（例如：“我要给孩子最好的”、“我爱我的孩子，所以我要关注他／她成长的环境”）。
但是，这种关怀情感式的语言不应只是专属于女性或母亲。无可否认的是女人担任大部分的照顾工作甚至是情绪劳动，由此延伸出来的关怀/照顾伦理，在以男性经验或公领域为原则的公民权辩论中，这个经验与处境的差异是缺席的。
若要反转女性总是被动承接或实践现有的传统公民身份或公民权，就要尝试将照顾伦理纳入公民权的具体实践，探讨照顾者与被照顾者的权力位置、自我实践的关系、照顾体制的问题、非正式政治的参与等。例如：作为母亲，为保护孩子与家庭，在公共政治空间进行积极斗争，这不是单纯的“母爱”，而是另一种“政治行动”的驱动力与价值，这是从她的照顾经验、关注的事物延伸出的关怀与实践。
若将此差异转化为公民权的底蕴，绵延照顾伦理的价值与力量，公民权不仅多样且更具包容性，对提升与鼓励妇女穿梭公私领域的公民身份是有意义的。公民与社会运动的深耕厚度，其斗争关键在于公民身份所延展或体现的权利、法律与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兼具差异与平等的原则，以促进政治民主化与社会多元化。
净选盟妈妈当初在面子书的号召，很快就获得回响与肯定。除了干净选举八大诉求之外，“母亲”这个身份获得很多人的赞许与认同，也是关键原因之一。妈妈们在街头展现的活力与毅力，看似从私领域不留痕迹地跨过公领域，然而若从她们分享的故事，就可以知道这个跨越是经过启蒙、挣扎与冲突的。
从私领域出走，参与公领域的政治行动，一则显示妈妈们走上街头不是那么容易的；另则也透露公／私领域的划分依然是现在性别分工与角色期待的主张，所以私领域的“母亲”在公领域场域的少有的现身，松动了人们已经内化了的公／私领域的界限与想象，令人印象深刻与惊艳。
说得更直白点，妈妈的“职责”是在家买菜洗衣扫地煮饭顾小孩，怎么有时闲“不务正业”上街头呢？公领域总是象征男性、强壮、理性的场域；女性、柔弱与非理性是私领域的范畴，而且私领域绝对不是国家大事。男性处在公领域高谈阔论，是理所当然的；反观女性的现身，会引人侧目。
当中有些妈妈也遭到家人的反对或被阻止上街头，原因不外乎是“你身为母亲，不应该乱参加”。这句话的背后更多没说出来的预设：第一街头是危险的，女人比男人更容易遭遇危险，因为缺乏应对能力；第二女人被预设是不关心政治、不参与公共，所以还是乖乖待在家里；第三女人是母亲，职责是养育照顾，而不是拉布条喊口号；第四女人有小孩，所以避免带坏小孩，不可满街跑。
要反转这种僵化的公／私领域区隔的逻辑，就是要跨界，而这时净选盟妈妈或更多的妈妈走上街头冲破界线的示范。“母亲”身份政治化了，某个程度颠覆公／私领域的分界。
在未走上街头以前，许多妈妈不会宣称自己是“爱国”，反而表达“爱孩子”的心情是较自然与坦荡的。从“爱孩子”延伸至对环境、国家与社会时事的关注，经历过信息“再社会化”的过程。其中，网络与面子书扮演关键的中介。
搭上面子书的世代，涵盖1970至90年代出生的人，当中1970、80年代的许多已经拥有下一代。原本已经拥有上网接触信息技能的人，在当了爸爸妈妈以后，因为小孩的关系，开始催化具体行动的实践力量。原本没接触面子书的1950、60年代的爸妈，也为了与小孩更亲近，开始主动或半强迫下学习使用／接触面子书。信息的接收与传播，让公民意识与政治有感的植入成了可能。
对“家庭主妇”的刻板印象，会限于她是爱八卦的三姑六婆，国家大事、政治议题一窍不通，而且还是不会上网的“师奶”形象。微妙的是，这次许多妈妈们上面子书、用部落格，有者甚至独自带着小孩上街头；反观，爸爸因工作而缺席，或者因较少接触到多元信息而反对妈妈上街头。
公民身份或公民权的制定，一直存有性别盲，是以男性经验作为其依循的传统原则。女人总是得嫁作人妇，从属夫家方能享有公民权，或因为局限于私领域而未能将其需求反映至公民权的内涵里头。比方说公民权承载一系列社会权利，当中理应包括再生产（例如：生育与托育）的权利，然而这往往是被忽视的。
当女性可以独自一人或集结姐妹力量、并从自己切身关注与感受出发的发声，让“公民”多了一种具体的“身份”——“母亲”，也让公民运动多了另一种（除了政府贪污、选举不公、国家改革等理性话语）关怀与情感语言（例如：“我要给孩子最好的”、“我爱我的孩子，所以我要关注他／她成长的环境”）。
但是，这种关怀情感式的语言不应只是专属于女性或母亲。无可否认的是女人担任大部分的照顾工作甚至是情绪劳动，由此延伸出来的关怀/照顾伦理，在以男性经验或公领域为原则的公民权辩论中，这个经验与处境的差异是缺席的。
若要反转女性总是被动承接或实践现有的传统公民身份或公民权，就要尝试将照顾伦理纳入公民权的具体实践，探讨照顾者与被照顾者的权力位置、自我实践的关系、照顾体制的问题、非正式政治的参与等。例如：作为母亲，为保护孩子与家庭，在公共政治空间进行积极斗争，这不是单纯的“母爱”，而是另一种“政治行动”的驱动力与价值，这是从她的照顾经验、关注的事物延伸出的关怀与实践。
若将此差异转化为公民权的底蕴，绵延照顾伦理的价值与力量，公民权不仅多样且更具包容性，对提升与鼓励妇女穿梭公私领域的公民身份是有意义的。公民与社会运动的深耕厚度，其斗争关键在于公民身份所延展或体现的权利、法律与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兼具差异与平等的原则，以促进政治民主化与社会多元化。
本文原刊于《独立新闻在线》，2012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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