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傅向红
Mister 003避孕套广告“显示女人和性爱是‘欢乐和游戏’，这很明显的已经违反了内政部制订的广告指示。” ［注1］～《媒体中的性别不平等》
现代年轻一代的女性，经常受到一些自相矛盾论调的攻击，往往被告诫什麽是社会对她们的期待。刊物杂志丶电影和广告越来越把成功的女性描绘成独立丶性感诱人及“性”主动者。如果穿着和行为“普通”的话，会被以为是假正经，反之则被视为“随便”和“放荡”。［注2］ ～《妇女改革议程》
马来西亚媒体中的女性多以家庭主妇丶女朋友丶妻子丶母亲等衬托男性的角色出现。［注3］ ～《马来西亚女性冲破界限》
前言
现代年轻一代的女性，经常受到一些自相矛盾论调的攻击，往往被告诫什麽是社会对她们的期待。刊物杂志丶电影和广告越来越把成功的女性描绘成独立丶性感诱人及“性”主动者。如果穿着和行为“普通”的话，会被以为是假正经，反之则被视为“随便”和“放荡”。［注2］ ～《妇女改革议程》
马来西亚媒体中的女性多以家庭主妇丶女朋友丶妻子丶母亲等衬托男性的角色出现。［注3］ ～《马来西亚女性冲破界限》
前言
1982年槟城消费人协会（Consumer Association of Penang，简称CAP）出版《媒体中的性别不平等》（Abuse of Women in the Media），回应当时媒体 上常见的女性形象，严厉地谴责马来西亚媒体剥削女人的身体，声称“马来西亚媒体一味呈现并赞扬脸孔美丽、皮肤白皙、身材纤瘦的女性，这种女性形象不符合现实状况中的女性”，最后提出九项诉求，其中一项诉求是：“政府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态度提升女性在生活和媒体上的尊严和地位，并且应该禁止所有利用女体为性物体的广告丶日历和产品”。
1999年，国内妇运界和民间团体合力草拟《妇女改革议程》，最后由七十六个非政府组织，包括妇运团体、福利团体、消费者团体和华社团体，联合背书。《妇女改革议程》在第十一项诉求“妇女丶保健与情欲”中，针对媒体的女性形象提出如是看法：“刊物杂志、电影和广告越来越把成功的女性描绘成独立、性感诱人及‘性’主动者。如果穿着和行为‘普通’的话，会被以为是假正经，反之则被视为‘随便’和‘放荡’”，并进一步针对女人身体的自主权提出：“普遍上社会只能认同女性担任贤妻良母的角色，任何破坏了这个期望和规则的独身、未婚、同性恋、婚后无生育的女性都会面对社会的歧视。”
2003年，来自国内各所公立大学不同学术领域的女性学者，针对马来西亚妇女在不同层面的发展，提出了一些观察和分析，最后由R. Omar & A. Hamzah合力编辑成《马来西亚女性冲破界限》（Women in Malaysia: Breaking Boundaries）一书，当中一篇文章题为〈媒体中的女性：挑战当前〉，则由A. Hamzah执笔，针对国内媒体的女性形象提出：“马来西亚媒体中的女性多以家庭主妇、女朋友、妻子、母亲等衬托男性的角色出现……应该以专家、领袖、具有创见者、思想家、视野宽广者的身份出现，而不是以受害者、政治负担、沉默寡言或社会负担的角色出现。” ［注4］
有别于以上各项针对媒体女性形象的批评，理大教授Wong Soak Koon以马来社会的小说做为文化文本，分析马来女人内部的差异、矛盾与冲突，剖析马来女人如何在回教复兴势力与国家发展议程相互纠结的情势中存续［注5］。Wong（2001）认为，“假设‘女人’为利益和欲望一致的既存团结群体，不管她们来自什么阶级、族群、种族或是否存在对立，实把女人被压迫的现象视为一非历史（ahistorical）的、放诸四海皆准的‘同质’概念。这种‘女人’的概念，是从地缘与物质历史中抽离的，就连批判‘父权’的概念，往往也是建基于单一的力量，使得反对者无计可施。”
伴随社会上和媒体上多变的女性形象和性别意象，民间、妇女组织和女性主义者纷纷作出不同的回应和批评，意在冲撞压迫性的父权和社会结构，力图改善国内妇女的状况。本文主要目的是归类与检视上述女性意象的批判论述，探讨这些批评所依据的前提与假设，指出其论述上的不足，以钩勒出国内性别形象的变迁及其时代意涵。通过综合与批判的讨论，本文尝试提出一张粗略的性别意象地图，深化并凝聚基进的问题意识（radical problematization），以便对媒体和日常生活中 现存的性别现象进行对话与再思考。
马来西亚的性别意象及其批评
众说纷纭中，我觉得至少可以将马来西亚媒体性别形象的批评分为三类。以下一一简述并检视各类批评的前提与假设：
反物化论述
第一种批评谴责媒体侮辱女性的尊严，把女人当作性对象（sex objects）来呈现。这一类批评可以称为反物化论述，反对物化的声音被视为是捍卫女性的尊严，反对的方式则是透过诉诸国家与法令。以CAP 于1982年出版的《 媒体中的性别不平等》为例，针对脱痛苦有限公司的产品“Mister 003”男用避孕套的一则广告，CAP如此称道：“该避孕套广告显示女人和性爱是‘欢乐和游戏’ ，这很明显的已经违反了内政部制订的广告指示”［注6］，最后在其末尾的第五项诉求如此写到：“政府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态度提升女性在生活和媒体上的尊严和地位，并且应该禁止所有利用女体为性物体的广告、日历和产品”。［注7］1990年，妇女行动组织（All Women’s Action Movement，简称AWAM）创办人之一Irene Fernandez则如此描述媒体上的女性形象：“大部份媒体的形象刻画，是根据外界而来，也就是把女性视为并且描绘为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性事上依赖男性。这个形象巩固了女性作为财产和性商品的概念。”［注8］
另外，2002年7月新加坡电视台优频道娱乐节目“全星总动员”带队来马寻求波霸的事件，更典型地反映了上述的反物化论述。该电台此前在新加坡便发起了一项寻找女性“波霸”的活动，在摄影镜头的追捕下，多位胸围突出的美女登上节目，成为媒体报导的对象，一时掀起了女体的讨论话题。该节目主持人延续上述发烧课题，扩大活动场域至马来西亚，希望引发更新鲜刺激的媒体秀。电视台的主持人与摄影大队到吉隆坡阳光广场实地搜寻波霸女性，马来西亚的媒体也竞相报导，成为一股新鲜刺激的话题。媒体与社会舆论普遍保持保守的论调，拒斥此活动贬低女性。但有趣的是，部份被选中的女人不但不表示嫌恶，反而大胆地展示自己傲人的身材，这一点是各种讨论所忽略的。［注9］
更为值得讨论的是，长期从事政治反对运动的女性从政者也介入批判此活动。当时民主行动党国会议员郭素沁和章瑛针对此现象大声疾呼“坚拒娱乐男人”、“为何不找智慧女人，偏找胸大的女人”、“女性勿忘乳房的先天（哺乳）功能”。她们更大声呼吁“政府应该介入管制”，以避免女人遭受身体的物化与剥削。［注10］
拒绝物化女性的声音在马来西亚至少喊了这么多年，除了疾呼拒绝物化女性以外，CAP、郭和章的作法，还特别站在捍卫女性尊严的防线上，呼吁国家介入管制。反对物化女性的论述尽管能引起许多女性的共鸣，但是却否定了女性身体自主、情欲自主、享受情欲活动、女性作为观看者的可能性［注11］，甚至忘记父权制度其实兼具“拒绝物化”和“绝对物化”的双重标准：前者适用于挑选老婆，后者则适用于赏玩女人、妖魔化情欲主动的女性（如外遇中的第三者、妓女）。如果无视于父权审美的双重标准，则反物化论述可能同时强化父权对女体的规范与限制，尤其是强化女性哺乳、生育、照护工作的“天赋”，限制女性身体自主、情欲自主、享受情欲活动的可能性。因此，女人的身体在反物化论述里头，既不能成为男性的玩物，也不能超越“天赋”的功能：哺乳、生育和爱的奉献与分享。综观时代的演进，婚姻、生育和哺乳不过是现代社会中，女性可以从中选择的多元角色之一而已，而不是什么道德的使命。因此，看似进步的拒绝物化论，如不小心则掉入为父权意识型态张目的陷阱。
面对媒体利用女人身体哗众取宠的企图，尽管部份反物化论述力图与国家合作改善女性现况，但是却无视国家权力的本质，并且把性别着眼于生物特征，仿佛女人的身体和乳房本身就是一种耻辱的象征、女人应该为自己的身体感到耻辱、哺乳和生育是女性的生物宿命而不是女人的自主选择。尤其危险的是，这种论述诉诸更大的国家权威来保护女人的身体，可能强化了国家结合父权对女人身体的限制。这类论述在面对国内日益多元的性别现象时，越显其论述的粗糙贫瘠，例如：面对媒体的拍摄和采访，为何许多波霸不但不感羞耻，反而自豪地抛现自己的身体？为何很多女人自在地寻找爱欲活动？为何“波霸”这个形象就一定是指涉女人无脑，而不是女人可以“波既大又有脑”？
性别刻板印象的批评
第二种批评指称媒体刻板印象化性别，把女性的角色限定在家里、厨房、购物广场，或以家庭主妇、女朋友、妻子、母亲等衬托男性的角色出现；男性则以成功人士、重要决策者、专业人士的角色出现，少以父亲和丈夫的角色出现。
CAP认为马来西亚广告中的女人只出现在家里和厨房、男人与女人共同享乐的场景多于男人与女人共同进行家务的场景、女人为男人服务的场景多于男人为女人服务的场景，并且一味呈现和赞扬脸孔美丽、皮肤白皙、身材纤瘦的女性，把女性刻划成满足于使用电饭锅、洗衣机、缝纫机、洗洁剂、杀虫剂等商品，这种女性形象和女性的心理满足不符合现实状况中的女性。［注12］
根据同样的原则，R. Omar & A. Hamzah（2003）宣称，“1990年代出现的Ally MacBeal ［注13］年轻而迷乱，取代了80年代自信、事业成功、生活独立的Murphy Brown ”［注14］，女性“应该以专家、领袖、具有创见者、思想家、视野宽广者的身份出现，而不是受害者、政治和社会负担、沉默寡言” ［注15］。就算把女性的角色延伸到职场，Irene Fernandez（1990）声称，媒体 “不会忘记强调女性兼顾家庭的 双重角色……至于成功的男性，只有他的事业被赞赏。男性对家庭的责任、他作为父亲和丈夫的角色从来不会被质疑，这是媒体的双重标准”。［注16］
性别刻板印象的批评，主要指责媒体偏好特定的性别形象，并且过滤掉特定的形象，或简单的说是媒体扭曲了现实。如果说马来西亚的女性人口占总人口的一半，那么媒体的男女比例也应该是1：1；如果说我国女性劳动率是35.5％，则媒体中女性劳动的形象，也应该占35.5％［注17］。依据同样的逻辑，AWAM在2000年7月－10月进行一项媒体广告调查，发现在208个抽样调查中，只有17个广告显示平等的两性关系，例如男人为女人服务、女性上班等，并由此宣称：“女性日益趋往平等的地位，并没有正确地呈现在广告媒体上。” ［注18］性别刻板印象不仅扭曲了社会现实，还被视为具有社会化作用，它将特定的行为、角色、生活模式与特定的族群画上等号，让人们对原来存在的特定现象，更加习以为常、放弃追问其历史和形成。正如对刻板印象的批评者Irene Fernandez（1990）所言：“我们在媒体上所看到的男性和女性，影响着我们的态度和官感，并进一步形塑我们在真实生活中的关系和行为”。［注19］
毋庸质疑，媒体的呈现确是多有偏颇，没有“全面”地反映女性的真实生活。但是，当媒体上所呈现的“刻板印象”，的确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习以为常的经验、事件或人物找到对应者时，性别刻板印象的批评者该怎么回应？换言之，当日常生活中的确存在许多妈妈、家庭主妇、家庭职场两边跑的职业妇女，以及存在许多男性决策者、男性专业人士时，有人会问：“媒体这样的呈现何错之有？这些形象难道不也是日常生活经常接触的性别真实吗？为什么刻板印象批评者的性别真实才是真实，其他人的就不是？写实作品就一定要背负刻板印象的原罪吗？”
面对这些问题，性别刻板印象的批评者不得不思考：究竟什么才是性别的真实？按照人类的生物性别特征来界定的性别，是否就是所谓的性别真实？果真如此，性别刻板印象的批评者和某些女性主义者又该怎么说服人家，性别是特定历史和社会结构的产物、是日常学习的社会化结果？果真如此，岂不是合理化了父权制度根据生物性别特征来划分等级的性别歧视？岂不是合理化了她们自身所批评的对象？
因此，针对刻板印象批评者所面对的难题，荷兰女性主义学者Liesbet van Zoonen（1994）如此评道：“在那些呼吁呈现更真实的女性社会角色的论点中，‘真实’被界定为一种社会位置；但其他呼吁应该呈现女性多面的心理特质的理论中，性别‘真实’则是从特定的主体位置来界定”，但很显然的，针对性别刻板印象的批评，把性别当成“用来区别男女的一个简单明了的概念，应该被正确无误地呈现”，Zoonen继续称道“这样的性别概念很有问题，因为它忽略了性别的动态特质、其历史和文化特性以及它的意涵所常有的冲突与矛盾。” ［注20］
简言之，性别刻板印象的批评者与反物化论述皆共通地把性别着眼于生物特征，忽视了性别其实具有历史时空的特殊性，是特定时空的产物，是变动不居的特质，不然也不会有同性恋、跨性别和变性人。在这种观点下，针对媒体的性别刻板印象扭曲了性别真实的指控，变成了空洞的批评。
媒体诱惑与女性消费的批判
刻板印象的批评和反物化论述，主要是针对媒介的讯息或内容进行批评。另外还有一股批评的声音，其批判的范围不再限于媒介讯息或内容，而是延伸到了讯息消费过程及其影响：广告、电视和电影主要目的是促进消费，商家看准女性的消费能力，尤其是美容、减肥和化妆品广告，企图建构完美的女性形象，诱惑女性消费，并制造女性对自身身体不完美的永远焦虑感和不断的渴望。针对国内书报杂志市场与女人的关系，CAP（1982）如此写道“女人翻阅女性杂志……她们无法抗拒杂志的内容讯息，她们必须成为美丽、吸引人和被欲望的对象。如果她们不照杂志所说的去做，她们将会感到丑陋、羞耻和不足。因此，她们购买乳液、润发素、化妆，她们遵从杂志的美容指示如同遵从宗教仪式。”
在《媒体中的性别不平等》出版后的二十年期间，女性的形象不论是在马来西亚媒体，还是在社会生活上，都遭遇到了不少变化。在现实社会活动和生活上，马来西亚的经济环境历经了一些变迁，自1970年代新经济政策以来，国家引入外资带动出口导向（export oriented）工业，征召了大批来自乡下的妇女，做为劳 力密集生产（labour intensive production）的廉价低技能劳工（unskilled worker）。 马来西亚劳动年龄层（指15-64岁）的女性人口，在1957年有30.8%参与有酬市场劳动， 后来分别于1970年和1984年攀升至36.3%和43.9%。［注21］这些数据不但显示马来西亚女性的总体劳动状况在改变，同时也意味女性开始有能力消费、有机会离开家庭，一方面瓦解以男人为经济支柱（man as bread winner）的家庭模式， 另一方面则使妇女得以投入公共活动空间，暂时脱离父、 母、家长的道德监护。
然而，这并不意味妇女得以完全脱离家庭价值的规范。面对1970年代以来，新经济政策和工业化所带来的种种冲击，保守的回教复兴主义（islamic revivalism）崛起，呼召女性专注于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国家则透过人口政策，呼吁每位马来西亚母亲在投入职场劳动之余，至少要养育五位孩子，以达致七千万人口的“先进工业国宏愿＂。［注22］妇女与家庭发展部（Kementerian Waninta dan Pembangunan Keluarga）的成立，更显示国家欲进一步强化女性的母职角色和妇女与家庭关系。由此观之，在国家的发展政策底下，女性的角色其实并未与回教复兴主义所宣扬的女性角色完全分道扬镳，女性也没有被视为可以自主选择生活的独立个体，而是父权国家（Patriachal State）经济发展和家庭发展的工具。
在媒体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广告，“一个身穿西装的长发女人，在大片的玻璃窗前，专注地看着一份报告，身边相继围绕三、五个身穿西装的男士；画面一转，同一个女人依偎在一个男人的怀抱里，男人低头闻着女人的长发，同时用手轻轻抚摸女人的长发；画面再转，女人抱住一个幸福快乐的小男孩”，这是Rejoice洗发水在2002年出现的电视广告，预示了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在职场、家庭、丈夫和小孩之间活动。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女性的媒体形象亦趋向日益多元：免付费电视NTV7播放的《艾莉的异想世界》（Ally MacBeal），讲述经济独立、生活自主的女主角Ally，在自由多元的世界中不断地迷惘；由Marina Mahathir制作生产，并且由TV3在每周日晚间7点30分播出的女性消费性电视杂志“3R”［注23］，该电视杂志主要指导马来西亚女性如何在经济、情感、生活上独立自主，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保卫身体、保持自信，对生活有独到的见解等；多频道的付费电视如ASTRO，透过跨国电视台HBO在20世纪末向马来西亚观众播放《欲望城市》（Sex and the City），这部电视影集开宗明义地主张单身、经济独立的女性，在都会里头自在地享用一夜情、多性伴侣的情欲生活；更多的本地和进口女性杂志公开地分享女性身体欢乐的秘诀等等。当然，在这中间，新闻部电检局、某些州属宗教局、部份道德勇士和某些反物化论述，从未间断呼吁禁止所谓的“不良意识”、“不符合国情”之剧情、“色情”和性商品。由此观之，越来越多冲突矛盾的价值观，充斥着马来西亚社会和影视消费市场。
简言之，规范女性形象的论述，除了来自媒体和民间的回应与批评，其实还包括国家发展底下和回教复兴主义底下的马来穆斯林父权制（Malay Muslim Patriachy）和其他族群的父权意识型态。正是在这种众说纷纭的趋势底下，2000年的《妇女改革议程》如此写道：“现代年轻一代的女性，经常受到一些自相矛盾论调的攻击，往往被告诫什么是社会对她们的期待。刊物杂志，电影和广告越来越把成功的女性描绘成独立、性感诱人及“性”主动者。如果穿着和行为“普通”的话，会被以为是假正经，反之则被视为“随便”和“放荡”。［注24］
在批评物化、色情和消费的声浪中，伴随着女性的真实生活与媒体女性形象所遭遇的变迁以及保守的父权论述、国家发展论述和回教复兴论述，《妇女改革议程》似乎意识到了媒体和外在环境的趋势与女性之间的紧张感。在这种多元价值冲突对立的局势下，反色情、反物化和反消费的道德喊话，不但不会消除此一紧张感，反而加剧了不同价值之间的张力。因此，不难理解何以“现代年轻一代的女性，经常受到一些矛盾论调攻击”，《妇女改革议程》也注意到了女性在社会上的多元角色和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普遍上社会只能认同女性担任贤妻良母的角色，任何破坏了这个期望和规则的独身、未婚、同性恋、婚后无生育的女性都会面对社会的歧视。”由此观之，不论是媒体出现何种女性形象，或真实生活上的女人选择何种形象，这些形象和选择势必面对来自敌对价值的质疑，不管是来自家人、朋友、媒体、妇运团体还是官方的敌对价值。
如果说反物化论述和刻板印象批评，只着眼于生物性别，因此根本无法捕抓女人和性别的“真实”，以致流于空洞的指责，那么CAP对广告与消费的批评——“她们无法抗拒杂志的内容讯息，她们必须成为美丽、吸引人和被欲望的对象”，其效力也同样有限，因为这样的批评根本无视女性的内在心理和外在环境的动态及变迁：女人已经不再活在一个别人告诉她怎么做她就怎么做的时代，而是活在一个价值日益多元、必须不断自行从中选择的时代。因此，女人的焦虑（如真有焦虑的话）并非单纯地源自广告、电视、电影中所创造的“完美”女人，而是因为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女人不论做什么选择——不管是靠向回教党的“性保守”还是迈向有如HBO影集《欲望城市》的“性开放”、不管是穿得密不透风还是低胸露背、不管是被动的家庭主妇还是主动的职业妇女——都将如临深渊。抉择的悖谬就在于，抉择都是一次性的，不可能完美；但不完美却无法成为拒绝抉择的理由，因为即使不做抉择，历史社会的巨轮也会将人卷入特定的境遇。当然，抉择总要面对敌对价值的考验，但这是否引起紧张和焦虑，端视个别女人如何与不断变动的外在环境互动沟通。［注25］
再从另一个观点来看，不管是反物化论述、刻板印象的批评还是消费的批评，如果只是单纯地针对媒体内容或讯息的批判，就想推论出女人会怎么回应，其实也是过于天真的。因为这样的推论，除了把性别着眼于生物特征而显得无效（这部份在反物化论述那里已经讨论过），还把讯息接收（message reception）的过程看成是单向而静态的，把媒体讯息看成是威力无穷，而无视于阅听人与外在讯息的动态互动过程：女人不论在接收广告、电视或电影所传送的任何一种价值，势必面对敌对价值的质疑。［注26］因此，诚如Wong（2001）所言，“假设‘女人’为利益和欲望一致的既存团结群体，不管她们是来自什么阶级、族群、种族或是否存在对立，实把女人被压迫的现象视为为一非历史（ahistorical）的、放诸四海皆准的‘同质’概念。这种‘女人’的概念，是从地缘与物质历史中抽离的，就连批判‘父权’的概念，往往也是建基于单一的力量，使得反对者无技可施。”
简言之，反物化、反色情、反消费和刻板印象的批评，如果没有意识到自身在多元价值社会中的相对位置和政治、经济与性别文化对个别女性现实生活的交互作用，必然无法理解“女性”的焦虑来源，遑论替“女人”争一口气或者是捍卫“女人”的尊严，因为女性并非利益一致、价值统一或同质的群体。
变迁中的女性文化、情欲与消费：女性主体的浮现
依循前面的讨论和分析，显现上述各种论述一方面有内在的逻辑困境，另一方面也无法捕捉马来西亚现实中，女性不断变迁的生活。上述论述单方面以媒体的呈现为分析要点，而忽略了政治、经济和性别文化等各种论述如何形构女性的主体，更忽略了从主体的角度分析逐渐扩大的女性抉择空间。处于论述纷杂与价值日趋多元的社会，马来西亚女性在传统家庭生活价值与市场就业的两极张力中，开始走出不同的道路。在被动地接受传统母职的历史安排之外，女性走入就业市场意味着开始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这些机会的出现到底还意味着什么？女性如何利用市场劳动与经济独立所带来的自主性，扩大自身的选择能力？
如果说，这种经济自主对传统性别文化的冲击，过于广泛而难于评估，那么从女人经济自主所带来的消费能力提升的角度分析，就似乎是个切实的分析点。到底女性的消费展示了怎样的意涵，其中自主性的提高又如何改变了现有的性别文化？而父权国家又如何整编这些女性的自主空间，甚至对女性的反叛声音进行消音？
综观马来西亚政治空间和经济的发展，政府与人民之间似乎有一默契，前者以“经济成长、消费自由”，换取威权统治（Authoritarian）的合法性和高压的政治空间：只要人们还可以消费（不管是基本活命的必须品，还是满足抽象意义的文化商品），国家民主与否并不重要。国家和资本家一方面鼓励人民消费，用以促进服务业与零售业成长；另一方面则抑制民间“过度”的物质需求——医疗、公共交通、公共设施和教育的需求，由上而下地以威权口吻公开谴责民众的这些需求为“不知感恩国家、不知满足”［注27］。
在同样的威权统治底下，女性的劳动参与和消费能力，一方面被父权国家视为是国家开放和多元的结果，同时也是妇女生活状况改善的政绩；另一方面则透过新闻部电检局审查特定的新闻、节目、广告、电影或镜头（讲述女人身体自主的电视影集如《欲望城市》、《艾莉的异想世界》和《六人行》，有许多镜头就经常挨剪，就连首相马哈迪的女儿Marina Mahathir制作生产的女性消费性电视杂志3R，其中第七季的第十一集，因论及性向和同性恋议题，也同样逃不过电检局的禁播令），其理由是这些影集有不良意识和不良镜头，亚洲人和亚洲女性有自己的价值观，不适合观赏或消费特定的西方价值，尤其是所谓“过度自由、开放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是“不符合马来西亚国情”的。
由此观之，只有在协助国家经济发展的时候，女人才会被视为是具有生产潜能的个体；当女人真的自主的时候，国家不把女人当成具有自决权利的个体，而是有待国家政策和父权规范的对象。因此，鼓励女人投入劳动市场和消费，并非为了提升妇女地位，而是国家和父权合力将女人整编进国家经济发展的伎俩。“亚洲女人有亚洲女人的特质［注28］，不应该模仿西方媒体中女性的自由、开放、身体自主和个人主义”的呼吁，是父权结合国家力量和媒体机构，针对女性身体自主的反挫。简言之，父权国家对于“消费”充满着爱恨交织：一方面容许民间消费自主作为国家统治合法性的条件交换和政绩的显示，另一方面则公开谴责甚或禁止特定的消费活动，来巩固父权国家意识型态。
显然的，在父权国家的威权统治底下，女人身体自主不仅是个禁忌行为，也是一个无法公开谈论的禁忌话题。就以TV3和中文日报为穿着比基尼和低胸装的女人身体加上的马赛克喷雾（mosaic）为例，这些媒体现象预示了现实中女人进行身体欢愉活动的实况：女人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性爱活动，不能大声地张扬自己的身体欢愉。管他是是婚前还是婚后、是良家妇女还是荡妇、是单一对象还是多个对象、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都得遮遮掩掩地进行，都得在自己身体的日常行为上加上马赛克。当然，这马赛克同时也是这些女性理性地给自己行为加上的保护色（camourflage）。但是对于父权国家和其支持者来说，他们会以保护之名，强制女性终生穿上一套保护外衣，不得自由自决地行使身体权利。
尽管如此，在环境社会的重重牵制底下，女人还是走出了自己的自由道路。现存各式各样的女性形象、性别角色、文化空间和生活方式——家庭主妇、市场劳动、身兼多职的职业妇女、购屋广场、消费、甚至是bosiah（暗地里进行的情欲活动）［注29］——既是个别女人理性自主的选择，同时也是她们赖以诠释自身行为的文化和价值基础。
结语
任何性别意象的分析，如果无法捕抓马来西亚女性所处是一个多元价值冲突对立的社会，或无视于马来西亚女性与此结构的互动关系，都将流于空洞。我们于此可以预见，任何马来西亚女性如果想要开拓更宽广的生活空间、情欲空间和性别文化，她们必然面对父权国家和社会的阻挡：不能违反家庭价值、不许违反生殖功能、不违抗男性、不对抗家长和国家首长的权威。
针对马来西亚媒体呈现的女性形象（管他是有如《欲望城市》中的Samantha一般淫荡，还是有如Rejoice洗发水广告一般贤淑保守的形象）和购物中心的女性消费活动（管他是购买家庭用品，还是购买电动按摩棒），女性主义和妇女运动的关注重点，不应是去呼应威权国家和保守父权社会意欲删剪特定性别形象和禁止特定商品的观点（果真如此，无异于巩固和强大国家与父权对女人身体的规范和对女人消费活动的干涉），而应该聚焦在如何可以瓦解国家威权体制的合法性、如何可以冲撞保守父权文化的过滤机制、如何戮穿市场筛选性别形象的机制［注30］和如何揭穿政治、经济和父权文化相互结盟的面纱。唯有如此，威权政体、父权制度和既存生产体系才得以松动，妇女才能得以从国家、父权和经济等势力解放出来，才得以扩大自身的生活选择和文化空间，过独立自主和更为自觉的生活。唯有如此，女性主义和妇女运动，才是站在尊重妇女作为自身生命主体的各式各样生活空间、文化想像和消费选择之上，取得各类妇女——包括家庭主妇、教授、女佣、女工、修女、妓女、情欲主动者——的支持，直捣政治、经济和父权文化的合法性和其间的结盟，创造一个更为民主、多元、自由和宽容的公共空间。
马来西亚社会当下实存着各式各样的女人，有受家庭约束者与身体性爱自主者、有经济独立者与依赖者、有仰赖宗教指引生活者与自信判断选择者……。然而，她们现有的各式各样生活和选择，不管自主与否、独立与否、精明与否，实为特定时空、结构和制度下的产物。因此，这些现象无法以“自主与宰制”、“独立与依赖”、“精明与愚蠢”等二元对立的概念加以解读，而必须放置于特定时空、结构和制度来加以讨论，才不至于过度夸大女性的自主，也不至于小觑女人这几十年在经济、情感和性爱上所取得的独立，以及不至于低估国家、宗教和父权文化等势力的反挫。
参考书目
再从另一个观点来看，不管是反物化论述、刻板印象的批评还是消费的批评，如果只是单纯地针对媒体内容或讯息的批判，就想推论出女人会怎么回应，其实也是过于天真的。因为这样的推论，除了把性别着眼于生物特征而显得无效（这部份在反物化论述那里已经讨论过），还把讯息接收（message reception）的过程看成是单向而静态的，把媒体讯息看成是威力无穷，而无视于阅听人与外在讯息的动态互动过程：女人不论在接收广告、电视或电影所传送的任何一种价值，势必面对敌对价值的质疑。［注26］因此，诚如Wong（2001）所言，“假设‘女人’为利益和欲望一致的既存团结群体，不管她们是来自什么阶级、族群、种族或是否存在对立，实把女人被压迫的现象视为为一非历史（ahistorical）的、放诸四海皆准的‘同质’概念。这种‘女人’的概念，是从地缘与物质历史中抽离的，就连批判‘父权’的概念，往往也是建基于单一的力量，使得反对者无技可施。”
简言之，反物化、反色情、反消费和刻板印象的批评，如果没有意识到自身在多元价值社会中的相对位置和政治、经济与性别文化对个别女性现实生活的交互作用，必然无法理解“女性”的焦虑来源，遑论替“女人”争一口气或者是捍卫“女人”的尊严，因为女性并非利益一致、价值统一或同质的群体。
变迁中的女性文化、情欲与消费：女性主体的浮现
依循前面的讨论和分析，显现上述各种论述一方面有内在的逻辑困境，另一方面也无法捕捉马来西亚现实中，女性不断变迁的生活。上述论述单方面以媒体的呈现为分析要点，而忽略了政治、经济和性别文化等各种论述如何形构女性的主体，更忽略了从主体的角度分析逐渐扩大的女性抉择空间。处于论述纷杂与价值日趋多元的社会，马来西亚女性在传统家庭生活价值与市场就业的两极张力中，开始走出不同的道路。在被动地接受传统母职的历史安排之外，女性走入就业市场意味着开始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这些机会的出现到底还意味着什么？女性如何利用市场劳动与经济独立所带来的自主性，扩大自身的选择能力？
如果说，这种经济自主对传统性别文化的冲击，过于广泛而难于评估，那么从女人经济自主所带来的消费能力提升的角度分析，就似乎是个切实的分析点。到底女性的消费展示了怎样的意涵，其中自主性的提高又如何改变了现有的性别文化？而父权国家又如何整编这些女性的自主空间，甚至对女性的反叛声音进行消音？
综观马来西亚政治空间和经济的发展，政府与人民之间似乎有一默契，前者以“经济成长、消费自由”，换取威权统治（Authoritarian）的合法性和高压的政治空间：只要人们还可以消费（不管是基本活命的必须品，还是满足抽象意义的文化商品），国家民主与否并不重要。国家和资本家一方面鼓励人民消费，用以促进服务业与零售业成长；另一方面则抑制民间“过度”的物质需求——医疗、公共交通、公共设施和教育的需求，由上而下地以威权口吻公开谴责民众的这些需求为“不知感恩国家、不知满足”［注27］。
在同样的威权统治底下，女性的劳动参与和消费能力，一方面被父权国家视为是国家开放和多元的结果，同时也是妇女生活状况改善的政绩；另一方面则透过新闻部电检局审查特定的新闻、节目、广告、电影或镜头（讲述女人身体自主的电视影集如《欲望城市》、《艾莉的异想世界》和《六人行》，有许多镜头就经常挨剪，就连首相马哈迪的女儿Marina Mahathir制作生产的女性消费性电视杂志3R，其中第七季的第十一集，因论及性向和同性恋议题，也同样逃不过电检局的禁播令），其理由是这些影集有不良意识和不良镜头，亚洲人和亚洲女性有自己的价值观，不适合观赏或消费特定的西方价值，尤其是所谓“过度自由、开放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是“不符合马来西亚国情”的。
由此观之，只有在协助国家经济发展的时候，女人才会被视为是具有生产潜能的个体；当女人真的自主的时候，国家不把女人当成具有自决权利的个体，而是有待国家政策和父权规范的对象。因此，鼓励女人投入劳动市场和消费，并非为了提升妇女地位，而是国家和父权合力将女人整编进国家经济发展的伎俩。“亚洲女人有亚洲女人的特质［注28］，不应该模仿西方媒体中女性的自由、开放、身体自主和个人主义”的呼吁，是父权结合国家力量和媒体机构，针对女性身体自主的反挫。简言之，父权国家对于“消费”充满着爱恨交织：一方面容许民间消费自主作为国家统治合法性的条件交换和政绩的显示，另一方面则公开谴责甚或禁止特定的消费活动，来巩固父权国家意识型态。
显然的，在父权国家的威权统治底下，女人身体自主不仅是个禁忌行为，也是一个无法公开谈论的禁忌话题。就以TV3和中文日报为穿着比基尼和低胸装的女人身体加上的马赛克喷雾（mosaic）为例，这些媒体现象预示了现实中女人进行身体欢愉活动的实况：女人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性爱活动，不能大声地张扬自己的身体欢愉。管他是是婚前还是婚后、是良家妇女还是荡妇、是单一对象还是多个对象、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都得遮遮掩掩地进行，都得在自己身体的日常行为上加上马赛克。当然，这马赛克同时也是这些女性理性地给自己行为加上的保护色（camourflage）。但是对于父权国家和其支持者来说，他们会以保护之名，强制女性终生穿上一套保护外衣，不得自由自决地行使身体权利。
尽管如此，在环境社会的重重牵制底下，女人还是走出了自己的自由道路。现存各式各样的女性形象、性别角色、文化空间和生活方式——家庭主妇、市场劳动、身兼多职的职业妇女、购屋广场、消费、甚至是bosiah（暗地里进行的情欲活动）［注29］——既是个别女人理性自主的选择，同时也是她们赖以诠释自身行为的文化和价值基础。
结语
任何性别意象的分析，如果无法捕抓马来西亚女性所处是一个多元价值冲突对立的社会，或无视于马来西亚女性与此结构的互动关系，都将流于空洞。我们于此可以预见，任何马来西亚女性如果想要开拓更宽广的生活空间、情欲空间和性别文化，她们必然面对父权国家和社会的阻挡：不能违反家庭价值、不许违反生殖功能、不违抗男性、不对抗家长和国家首长的权威。
针对马来西亚媒体呈现的女性形象（管他是有如《欲望城市》中的Samantha一般淫荡，还是有如Rejoice洗发水广告一般贤淑保守的形象）和购物中心的女性消费活动（管他是购买家庭用品，还是购买电动按摩棒），女性主义和妇女运动的关注重点，不应是去呼应威权国家和保守父权社会意欲删剪特定性别形象和禁止特定商品的观点（果真如此，无异于巩固和强大国家与父权对女人身体的规范和对女人消费活动的干涉），而应该聚焦在如何可以瓦解国家威权体制的合法性、如何可以冲撞保守父权文化的过滤机制、如何戮穿市场筛选性别形象的机制［注30］和如何揭穿政治、经济和父权文化相互结盟的面纱。唯有如此，威权政体、父权制度和既存生产体系才得以松动，妇女才能得以从国家、父权和经济等势力解放出来，才得以扩大自身的生活选择和文化空间，过独立自主和更为自觉的生活。唯有如此，女性主义和妇女运动，才是站在尊重妇女作为自身生命主体的各式各样生活空间、文化想像和消费选择之上，取得各类妇女——包括家庭主妇、教授、女佣、女工、修女、妓女、情欲主动者——的支持，直捣政治、经济和父权文化的合法性和其间的结盟，创造一个更为民主、多元、自由和宽容的公共空间。
马来西亚社会当下实存着各式各样的女人，有受家庭约束者与身体性爱自主者、有经济独立者与依赖者、有仰赖宗教指引生活者与自信判断选择者……。然而，她们现有的各式各样生活和选择，不管自主与否、独立与否、精明与否，实为特定时空、结构和制度下的产物。因此，这些现象无法以“自主与宰制”、“独立与依赖”、“精明与愚蠢”等二元对立的概念加以解读，而必须放置于特定时空、结构和制度来加以讨论，才不至于过度夸大女性的自主，也不至于小觑女人这几十年在经济、情感和性爱上所取得的独立，以及不至于低估国家、宗教和父权文化等势力的反挫。
参考书目
Ariffin, Jamilah (1992) Women & Development in Malaysia. Kuala Lumpur: Pelanduk.
Chua, Beng Huat (2000) ‘Consuming Asians: Ideas and Issues’ in Chua, Beng Huat (eds) Consumption in Asia: Lifestyles and Identities. London: Routledge.
Consumer Association of Penang (1982) Abuse of Women in the Media. Penang: CAP.
Fernandez, I. (1990) ‘How the Media Treats Women’. In Kua Kia Soong (eds) Media Watch: The Use and Abuse of the Malaysian Press. Kuala Lumpur: Resource & Research Centre.
Hamzah, A. (2003) ‘Women in the Media: Facing Challenges’ in Omar, R. & Hamzah, A. (eds) Women in Malaysia: Breaking Boundaries. Kuala Lumpur: Utusan Publications.
Robison, R. & Goodman, D. S. G. (1996) ‘The New Rich in Asia: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Status and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in Robison, R. & Goodman, David S. G. (eds) The New Rich in Asia: Mobile Phones, McDonald’s and Middle-class Revolution. London: Routledge.
WAC (1999) Women’s Agenda For Change.
Wong, Soak Koon (2001) ‘Revisiting Malay Feminism’ in Mohamad, M. & Wong, S. K. (eds) Risking Malaysia: Culture, Politics and Identity. Bangi: UKM.
如侬（Zoonen, L.）著（1994），张锦华、刘容玫译（2001）《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台北：远流。
林芳玫（1996）《女性主义与媒体再现》，台北：巨流。
莫里（Morley, David）著（1992），冯建三译（1995）《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台北：源流。
注释：
Chua, Beng Huat (2000) ‘Consuming Asians: Ideas and Issues’ in Chua, Beng Huat (eds) Consumption in Asia: Lifestyles and Identities. London: Routledge.
Consumer Association of Penang (1982) Abuse of Women in the Media. Penang: CAP.
Fernandez, I. (1990) ‘How the Media Treats Women’. In Kua Kia Soong (eds) Media Watch: The Use and Abuse of the Malaysian Press. Kuala Lumpur: Resource & Research Centre.
Hamzah, A. (2003) ‘Women in the Media: Facing Challenges’ in Omar, R. & Hamzah, A. (eds) Women in Malaysia: Breaking Boundaries. Kuala Lumpur: Utusan Publications.
Robison, R. & Goodman, D. S. G. (1996) ‘The New Rich in Asia: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Status and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in Robison, R. & Goodman, David S. G. (eds) The New Rich in Asia: Mobile Phones, McDonald’s and Middle-class Revolution. London: Routledge.
WAC (1999) Women’s Agenda For Change.
Wong, Soak Koon (2001) ‘Revisiting Malay Feminism’ in Mohamad, M. & Wong, S. K. (eds) Risking Malaysia: Culture, Politics and Identity. Bangi: UKM.
如侬（Zoonen, L.）著（1994），张锦华、刘容玫译（2001）《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台北：远流。
林芳玫（1996）《女性主义与媒体再现》，台北：巨流。
莫里（Morley, David）著（1992），冯建三译（1995）《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台北：源流。
注释：
［注1］参见CAP(1982) Abuse of Women in the Media. Penang: CAP，第13页。
［注2］参见2000年《妇女改革议程》(Women’s Agenda for Change，简称WAC)，第37页。
［注3］Hamzah, A. (2003) ‘Women in the Media: Facing Challenges’ in Omar, R. & Hamzah, A. (eds) Women in Malaysia: Breaking Boundaries. Kuala Lumpur: Utusan Publications.第71页。
［注4］同注3，第80页。
［注5］Wong, Soak Koon (2001) ‘Revisiting Malay Feminism’ in Mohamad, M. & Wong, S. K. (eds) Risking Malaysia: Culture, Politics and Identity. Bangi: UKM.
［注6］同注1，第13页。
［注7］同注1，第76页。
［注8］Fernandez, I. (1990) ‘ How the Media Treats Women’. In Kua Kia Soong (eds) Media Watch: The Use and Abuse of the Malaysian Press. Kuala Lumpur: Resource & Research Centre.第131页。
［注9］2002年7月11日《星洲日报》新闻〈波霸女红星有话说 争“峰”斗艳没有错〉。
［注10］参见2002年7月9日至7月20日期间，《星洲日报》的一系列报导。
［注11］关于女性身体和情欲自主的文章，可以参考何春蕤（1994）《豪爽女人》，台北：皇冠；另外还可以参考Anthony Giddens著，周素凤译（2001）《亲密关系的转变：现代社会的性、爱、欲》，台北：巨流。
［注13］Ally MacBeal是1990年代末期的美国电视影集，经NTV7定期播出。
［注14］Murphy Brown是1980年代末期的美国电视影集，马来西亚电视台曾经在90年代初期播出。
［注15］同注3，第80页。
［注16］同注8，第135页。
［注17］这是1997年的数据，资料来自 Ariffin, Jamilah (1992) Women & Development in Malaysia. Kuala Lumpur: Pelanduk.。
［注18］〈媒体眼中的女性〉，2002年11月3日《星洲日报》专题报导。
［注19］同注8，第139页。
［注20］Zoonen, L. (1994) Feminist Media Studies. London: Sage.
［注21］Ariffin, Jamilah (1992) Women & Development in Malaysia. Kuala Lumpur: Pelanduk.
［注22］相关方面的研究，可以参考Wong Soak Koon（2001) Revisiting Malay Feminism. Bangi:UKM.。
［注23］Marina Mahathir为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的女儿，为马来西亚Mosaic Communication出版社和Red Communication影像制作公司的执行制作人（Executive Producer），3R（全文为“Respect! Relax! Respond!”）为以上两家公司的产品。
［注24］同注2，第37页。
［注25］这方面的探讨，可以参考Anthony Giddens著，周素凤译（2001）《亲密关系的转变：现代社会 的性、爱、欲》，台北：巨流。HBO播放的电视影集《欲望城市》所形塑的四种女性角色，也提供了一些参考的价值，片中四种不同个性的女人，代表着价值多元冲突的社会中，女人与外在环境互动沟通的四种不同象征类型：专栏作家Carrie Bradshaw 即想拥有现代自由的情感关系，又想保留传统的安定价值，她不是在现代（男）人身上寻找传统情感，就是在传统（男）人身上寻找现代关系，因此处处碰上来自各式各类价值的质疑，最后落入迷惘焦虑的生活；律师Miranda自信，她清楚知道现代社会的多元矛盾，因此不对他人抱以太大希望，但也不希望有人期待她改变，如果可以碰到价值观一样的伴侣，她还是会接受，没有遇到也没关系，因此活得最自在；公关Samantha她不相信爱情，但是喜欢情欲活动，不会拒绝男性的游戏规则，只在乎可以和异性参与情欲分享，她懂得从不同类型的男人身上欣赏甚至受益于他们的优点；画廊经理Charlotte最为天真，以为所有的生活问题和价值冲突，会随着坚贞不渝的爱情迎仞而解，尽管经常遇到不相信坚贞爱情的对象，她对爱情的信仰和憧憬从未因为遇到敌对的价值而崩溃。这四种类型的女人同样都是多元社会的产物，周旋在她们身边的是各式各类的价值和人，她们必须时时刻刻与之沟通互动。除了Carrie活得比较迷惘痛苦以外，其他三种类型的女人尽管个性南辕北辙，但内心挣扎与矛盾之余仍会做抉择。当然，马来西亚女性与多变和多元的价值之间的互动模式，到底有多少类型、何者为多，这些都需要有更多的观察和研究来加以说明，入门的认识可以参考Wong, Soak Koon (2001) ‘Revisiting Malay Feminism’ in Mohamad, M. & Wong, S. K. (eds) Risking Malaysia: Culture, Politics and Identity. Bangi: UKM.
［注26］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参考林芳玫（1996）《女性主义与媒体再现》，台北：巨流；David Morley著（1992）、冯建三译（1995）《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台北：远流。
［注27］参见Chua, Beng Huat (2000) ‘Consuming Asians: Ideas and Issues’ in Chua, Beng Huat (eds) Consumption in Asia: Lifestyles and Identities. London: Routledge.和Robison, R. & Goodman, D. S. G. (1996) ‘The New Rich in Asia: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Status and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in Robison, R. & Goodman, David S. G. (eds) The New Rich in Asia: Mobile Phones, McDonald’s and Middle-class Revolution. London: Routledge.
［注28］在此，亚洲女人则是依据“生物性别”的划分而来。
［注29］Bosiah是“无声”的福建话发音，意指暗地里、“不动声色”地进行的性爱活动。
［注30］资本主义的筛选制度与国家和父权的过滤制度有别。对于前者来说，只要有市场、有钱可赚的商品，资本主义都会生产。因此，缺乏市场价值的肥胖女人、残障者、严肃的侦察式新闻等等，必然被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所筛除。而特定的女性形象——肥胖女人和其他被流行文化定义为丑陋的女人形象——之所以被媒体所排除，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作祟，同时也是父权文化审美标准的结果。至于身体自主的女性形象（当然是美丽性感的荡妇，而不是肥胖的淫妇或断臂的维纳斯），尽管在东、西方媒体已经逐渐有市场价值，但是在部份保守的亚洲国家，却被威权体制和保守父权势力合力阻扰。国家、父权与资本主义的结盟问题复杂，必须依据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脉络才能加以分析，在此不打算进一步深论。
本文原刊于《新纪元学院学报》，2004年4月号。最后修订日期：2006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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