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A杯嫂
最近在网上发现邓章钦在去年中所撰写的〈恶心的迎亲礼〉［注1］，这篇文章为网民所广泛传阅，呼应其中对大马新世代华裔迎亲礼的批评，认为这个仪式已走样，沦为“恶心胡搞”。
这样把问题归咎品味的批评不尽然全错，但它并未触动问题的核心，而且最后还有再现男女不平等结构的风险。
对邓文而言，问题出在“过火”，而不是迎亲礼“关卡游戏”本身。但本文要反思迎亲礼关卡游戏“戏弄”背后的权力结构，并在邓章钦的批评之上，提出更基进的思考。
有人会说，“关卡游戏”是女方姐妹考验男方真心的一个仪式。话虽如此，“姐妹”真的胆敢借这样的时机，宣判新郎不达标，而坚持反对婚事的，却从有未听闻。
既然如此，这一个仪式又有何用呢？其实，根据人类学者的研究，仪式总跟“象征”息息相关。就迎亲礼的“戏弄”，它的意义其实在于一种对权力关系的象征式平衡或逆转。
在男女不平等的婚姻关系下，男方是主动的，是未来家庭的“主人”，而新娘是未来的“附属品”，也就如此，是新婚的获利者。为了平衡这样的得失不均，在华裔婚礼上就有了“聘金”和迎亲关卡游戏等仪式的衍生。前者是对女方物质的补偿，而后者则是“象征”意义的补偿。
关卡游戏关卡旨在通过“象征”的过关斩将仪式，首先是可怜而薄弱地“提醒”新郎，新娘是“难能可贵”的“宝物”。至于为何是“可怜而薄弱”？单看这样仪式对男方日后的约束力，就不难理解。
此外，根据社会冲突理论，“节庆”往往也会发挥社会安全阀的功能，例如在古时候的“节庆”上，人们往往被允许做一些平日被禁止的事情，如饮酒、大吃大喝、穿着不符合性别／权力身份的服饰等。
这样的暂时权力逆转提供被压迫者的心理暂时宣泄，让他们未来能继续忍受正常日子的压迫关系，进而稳固不平等的权力结构。
回到迎亲礼关卡游戏，它也是女方家属一次象征式的权力逆转，让女性能够突破日常的男尊女卑关系，成为主导者，对男性加以“蹂躏”的绝无仅有例外。当仪式结束，一切将恢复“正常”。
就此而言，迎亲礼关卡游戏本质是保守的，是维系男尊女卑的仪式之一。遗憾的是，邓文批评的对象不是游戏本身，而是过火的问题。而且对过火的批评，最后却在有意或无意间，转到女性的身上。
至此，有人也许或抗议说，难道人与人之间就不应该保有尊重和庄重吗，难道这样近乎羞辱人的“过火” 游戏不应该被批评吗？
这样的问题也许有一定的意义，但不幸的是，这个问题背后的人际想象，更精确来说，是两个人之间“平等”关系的想象，却恰好掩饰了前面所述的“男女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若我们仔细阅读邓文，其实在品味背后，确实更多的冲着特定女性的敌意。
该文中就有三处批评了过度“兴／性奋”的女性：（一）“姐妹们又再次地兴奋起来，更大声地鼓噪”；（二）“姐妹们当然是兴奋无比，尖叫的声量可媲美性高潮”；（三）“姐妹们如果对性如此好奇，如此向往，自己找个管道发泄好了，何必要在人家的婚礼上胡搞呢？太恶心了！”
相反地，邓章钦将问题归咎新生代文化水平的，就只有这句：“这个就是华裔马来西亚新生代承传的迎亲文化，玩这些游戏的还包括一些出自书香门第的窈窕淑女，喝过洋水镀过金的高级教育分子，难道念的书越多，文化水平反倒退步了？”里头也还是不忘提到“窈窕淑女”。
就上述脉络而言，我们更可发现“窈窕淑女”对垒“性豪放女”的褒彼贬此的论述。
隐藏在其品味批评的背后，其实相当大一部分来自对女性“性欲”过度张扬的反感。换言之，或许是对社会安全阀擦枪走火，让女性真的颠覆现有性别权力关系的焦虑。
为什么女性“兴奋无比”、“尖叫”、“鼓噪”会引起我们的“反感”？反之，若是男生“兴奋无比”、“尖叫”、“鼓噪”的话，我们会有同样的反应，或有同样程度的“反感”吗？还是我们会耸耸肩说，男生就是男生。
也许我们真正亟需的是，思考如何改变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包括婚姻，因为唯有平等之后，迎亲礼“关卡游戏”也许就不再有需要和意义，更不必存在“恶心胡搞”的问题。
这样把问题归咎品味的批评不尽然全错，但它并未触动问题的核心，而且最后还有再现男女不平等结构的风险。
对邓文而言，问题出在“过火”，而不是迎亲礼“关卡游戏”本身。但本文要反思迎亲礼关卡游戏“戏弄”背后的权力结构，并在邓章钦的批评之上，提出更基进的思考。
有人会说，“关卡游戏”是女方姐妹考验男方真心的一个仪式。话虽如此，“姐妹”真的胆敢借这样的时机，宣判新郎不达标，而坚持反对婚事的，却从有未听闻。
既然如此，这一个仪式又有何用呢？其实，根据人类学者的研究，仪式总跟“象征”息息相关。就迎亲礼的“戏弄”，它的意义其实在于一种对权力关系的象征式平衡或逆转。
在男女不平等的婚姻关系下，男方是主动的，是未来家庭的“主人”，而新娘是未来的“附属品”，也就如此，是新婚的获利者。为了平衡这样的得失不均，在华裔婚礼上就有了“聘金”和迎亲关卡游戏等仪式的衍生。前者是对女方物质的补偿，而后者则是“象征”意义的补偿。
关卡游戏关卡旨在通过“象征”的过关斩将仪式，首先是可怜而薄弱地“提醒”新郎，新娘是“难能可贵”的“宝物”。至于为何是“可怜而薄弱”？单看这样仪式对男方日后的约束力，就不难理解。
此外，根据社会冲突理论，“节庆”往往也会发挥社会安全阀的功能，例如在古时候的“节庆”上，人们往往被允许做一些平日被禁止的事情，如饮酒、大吃大喝、穿着不符合性别／权力身份的服饰等。
这样的暂时权力逆转提供被压迫者的心理暂时宣泄，让他们未来能继续忍受正常日子的压迫关系，进而稳固不平等的权力结构。
回到迎亲礼关卡游戏，它也是女方家属一次象征式的权力逆转，让女性能够突破日常的男尊女卑关系，成为主导者，对男性加以“蹂躏”的绝无仅有例外。当仪式结束，一切将恢复“正常”。
就此而言，迎亲礼关卡游戏本质是保守的，是维系男尊女卑的仪式之一。遗憾的是，邓文批评的对象不是游戏本身，而是过火的问题。而且对过火的批评，最后却在有意或无意间，转到女性的身上。
至此，有人也许或抗议说，难道人与人之间就不应该保有尊重和庄重吗，难道这样近乎羞辱人的“过火” 游戏不应该被批评吗？
这样的问题也许有一定的意义，但不幸的是，这个问题背后的人际想象，更精确来说，是两个人之间“平等”关系的想象，却恰好掩饰了前面所述的“男女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若我们仔细阅读邓文，其实在品味背后，确实更多的冲着特定女性的敌意。
该文中就有三处批评了过度“兴／性奋”的女性：（一）“姐妹们又再次地兴奋起来，更大声地鼓噪”；（二）“姐妹们当然是兴奋无比，尖叫的声量可媲美性高潮”；（三）“姐妹们如果对性如此好奇，如此向往，自己找个管道发泄好了，何必要在人家的婚礼上胡搞呢？太恶心了！”
相反地，邓章钦将问题归咎新生代文化水平的，就只有这句：“这个就是华裔马来西亚新生代承传的迎亲文化，玩这些游戏的还包括一些出自书香门第的窈窕淑女，喝过洋水镀过金的高级教育分子，难道念的书越多，文化水平反倒退步了？”里头也还是不忘提到“窈窕淑女”。
就上述脉络而言，我们更可发现“窈窕淑女”对垒“性豪放女”的褒彼贬此的论述。
隐藏在其品味批评的背后，其实相当大一部分来自对女性“性欲”过度张扬的反感。换言之，或许是对社会安全阀擦枪走火，让女性真的颠覆现有性别权力关系的焦虑。
为什么女性“兴奋无比”、“尖叫”、“鼓噪”会引起我们的“反感”？反之，若是男生“兴奋无比”、“尖叫”、“鼓噪”的话，我们会有同样的反应，或有同样程度的“反感”吗？还是我们会耸耸肩说，男生就是男生。
也许我们真正亟需的是，思考如何改变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包括婚姻，因为唯有平等之后，迎亲礼“关卡游戏”也许就不再有需要和意义，更不必存在“恶心胡搞”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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