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5日星期一

摧毁蔡细历的不是偷情光碟

文/傅向红


从性爱光碟在南马流传,演变到蔡细历召开记者招待会,现身承认自己就是光碟主角,不过是短短的四天时间,却让我们看出蔡细历的智慧和勇气。相较于那些以各种方式闪躲丑闻的高官政要,蔡细历以透明、积极态度回应,在马来西亚社会肯定赢得不少回响和尊敬。

如果我们熟悉传播科技的功能,其实不难理解何以蔡主动公开承认自己为光碟主角。当资讯随着科技发达而日益透明时,掩盖丑闻只会增添社会大众的好奇心。对于像蔡氏这种公众人物来说,只要政敌进一步把他的性爱录像放上网络,而他却故作无知,不但会被社会大众视为虚伪,还会给人当政坛小丑。他解开色情光碟谜底,也等于解开了大众的好奇,并由此积极介入课题的讨论方向。

这种正面态度回应负面消息的方式,是各个政党和民间团体值得学习的一门政治公关手宛。过去,执政党、反对党和民间团体,都习惯利用人情说服或者权力施压等手段,直接干预媒体的新闻运作。大大小小的政府、非政府团体,均渴望成为媒体总编辑,指挥媒体做事,显示马来西亚社会缺乏民主作风、理性辩论能力薄弱。以开放态度面对资讯流通,不但符合民主原则,也有助于打开课题的辩论空间,容易赢得新闻界、舆论界的尊重。
 
新海峡时报集团副主席卡里慕拉哈山(Kalimullah Hassan)在1月2日《新海峡时报》一篇即时评论里,即高度评价蔡,称他“在马来西亚政治建立了‘勇于认错、敢于承当’的正面政治文化”。其他中英文报章在同一天也罗列了许多蔡细历任职卫生部长期间的政绩,并给予无限同情。蔡担任卫生部长期间,虽然宣布了不少好的卫生管理政策,但在执法方面却无法真正落实贯彻,以致多流于口号。因此,媒体在他承认犯错后,给于他的政绩光环,可以说是基于同情和赞赏他的勇气和坦白。

唯独可惜的是,纵然媒体的同情为他累积了不少资本,但该资本还是不足以让他面对党内的竞争压力,迫使他在1月2日下午宣布辞去所有公职和党职。

从蔡的辞职来看,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基于国阵和马华高层施压,如果他辞职的原由是“道德不良、私人行为不检”,而不是因为他犯法(比如强暴光碟中的女性)或者是滥用公职权限(比如利用国家资源给予女方好处、以官车去和女方会面、用公帐开房等等,这个部分讨论请看唐南发评论文章“蔡细历性爱风波:私德或公共利益?”),那么他的道歉在政治上所立下的良好标杆,恐怕敌不过这起事件继续引发的道德控制(moral policing)。
 
遭政敌利用私德来攻击对付,蔡细历不是第一个。1998年马哈蒂以“肛交”和“同性恋”罪名来对付安华、2001年前巫统女青团团长阿查丽娜被政敌“抹黑”为女同志、2006年回教党党报《哈拉卡》刊登阿都拉手搭杨紫琼肩膀来打击阿都拉形象、公正党妇女组主席Zuraida Kamaruddin和民主行动党副秘书长章瑛发文告以蔡细历须忠于配偶为由促请蔡辞职等等,均显示马来西亚政坛长期以来的泛道德化风气,缺乏成熟的民主社会对公共课题所应有的关怀和辩论能力。
 
妇运老将Zaitun Kassim接受《太阳报》访问时表示“外遇不过是个体的责任问题,不是罪行,不管我们同意与否,它应该是隐私的一部分”,她认为侵犯隐私或监视文化更值得我们关心。唯再顿的声音,跟那些活跃于政坛的女性似乎有点距离。反对党阵营的女性为黃薛卿和光碟女主角叫屈,并要求男人忠于女性伴侣,显示这些经常“代表女人”说话的声音,仍然停留在限制或控制男性。他们似乎忽略了从女性自主的角度,思考如何积极发展自身的能力,而不是按照惯例被动地宽恕、原谅、接纳“回头”、“懊悔”的丈夫。女人固然可以选择原谅或不原谅,但那应该是自觉自主的道德抉择,而非驯服于外在社会的要求。女人要怎样的家庭、性关系、伴侣,这些攸关性别平等的关键权利都不是被动地给予,而是历经艰辛的自我发展与社会改造完成的。

简单来说,蔡细历的政敌利用外遇光碟对付蔡,除了严重侵犯隐私外,其实也是整体政坛的泛道德文化所促成的。长久以来的高压政治手段和(假)道德净化游戏,已经使得马来西亚社会习于偷窥身边大大小小人物的隐私,来满足一己的道德优越感,以及弥补自身在政治上的无能为力。如果国阵政府没有拿出证据,向社会大众清楚交待,蔡辞官是因为滥权、贪腐或者犯法,那么蔡氏的“谢罪”恐怕将进一步巩固政坛侵犯隐私的作风。这也表示,第十二届大选来临之前,国阵不会放弃其虚伪的“泛道德政治作风”,这些作风包括持续扫荡夜店、突袭餐馆、检查女性回教徒的衣着等。蔡细历政敌手上那把利剑,与其说是色情光碟,不如说是泛道德和虚伪的政治文化。

蔡细历虽然输了官职,但是其透明作风,却是马来西亚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正面标杆,也赢得了不少人的同情和尊敬。尽管他自我嘲讽“诚实未必带来回报”,但所谓的回报不应该是留住官位或保住党职而已,而是换来警惕,让马来西亚社会意识到道德指控压倒隐私的不良后果。至于那些继续沿用道德口号和标签的党团、人士,不但捆绑了自己,同时也模糊了公共利益和私人道德的界限,助长道德高压的恐怖气氛,妨害马来西亚社会的隐私空间及侵犯个体道德抉择的权利。正是这样的道德高压和身体监控系统,喂养了那些躲在暗处捕抓情侣在公共场所牵手的变态官员。媒体长久以来以膻色腥手法报导的各类社会、政治新闻,也是这种窥视隐私和监控身体的文化共犯。

反讽的是,这类监控身体的文化论述,使得我们的媒体充斥着(反)肉欲的新闻,公共论述反而隐而不见。难怪马来西亚阅听人会变成如此嗜肉体、好隐私的读者和观众。

本文原刊于《独立新闻在线》,2008年1月3日。

1 条评论:

  1. “妇运老将Zaitun Kassim接受《太阳报》访问时表示“外遇不过是个体的责任问题,不是罪行,不管我们同意与否,它应该是隐私的一部分”,她认为侵犯隐私或监视文化更值得我们关心。”
    喜欢这段的观点,但媒体的报道权与个人隐私权常常起冲突,两者到底要如何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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