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洁
身边的朋友问起“你怎样去上班？”我每次答完“搭巴士”，就会看到对方惊讶的表情。接着的问题就会是“你不买车？”或者“你什么时候要‘出’车？”我的回答是“出了车，就会被车‘绑’住了。”
听到这儿，不必特意明说，大家似乎都能一副了然的样子。买一部车，车贷、保险、保养费、车油费、过路费……加加减减可以耗掉薪水的三分一甚至一半，所剩无几的就是应付日常生活开销，连储蓄都省下了，这样的日子得熬个七九年，直到车贷结束，不过，到时候又得准备另一笔数不完的维修费了。
车子在车龙动弹不得或者龟速慢行，还有没来由的塞车，兜兜转转总是找不到停车位，是这个城市移动者普遍的经验。费时费力以后，不禁地问拥有一部车就等同移动能力提高了吗？即便你很清楚地知道这个城市的路线与路标乱七八糟，害你走了很多冤枉路，甚至感受到开车这件事经常令人厌烦与心情浮躁，朋友大部份的最后意见依然还是建议你买部车，搭巴士不是办法，尤其你是女生。
某个早上，我一人在巴士站（许多等巴士的地点是没有巴士站牌，等车的人必须忍受日晒雨淋，更甭提基本的巴士班次时间表与路线图标志总是在这个号称一流建设的城市里是缺席的）等车。迎面走来一名男子，直直地向我的方向逼近，我当下的反应是拉紧手提袋，想着可能发生的事，下一步要怎么做的时候，他开口向我询问这里的巴士是否有到市区，当下我的肾上腺素才缓缓降下来。
我的确不喜欢这样的反应过敏，也觉得对那名男子的莫名防备与怀疑感到不好意思。这样的“过度”反应，轻易地倾泻出了人与人之间充满猜忌与不信任感。这是一个怎样疏离的城市。
对于陌生男性的防备其实是来自对这个城市的不安全感。家人朋友会提醒你晚上不要单独出门或者不要太晚回家、报纸报导的掠夺案、还有性骚扰与性侵犯……这些讯息都不断地强化落单女子的危险性、女性较容易成为危险侵略的目标。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当强暴案发生的时候，受害的女性在政府官员、警察与部份保守的妇女团体／女性代言人的口中俨然成为罪案发生的共犯，比方说：穿得太曝露、晚上单独在街上……引人犯罪。“谴责受害者”的口吻不断提醒女性的移动必须遵守父权社会的性别规范（例如：不鼓励单独行动）的责任，不然就得自行负上危险的后果。
如果对于犯罪、性骚扰与性侵犯的恐惧导致女人远离街道，这显示城市空间与移动是性别化的。说得更极致与吊诡地，男人强暴不是因为失去控制，而是要维持控制，它是最为典型的社会控制手段。它的意图是要让女人留在她们该待的地方（例如：家、厨房）。
公共空间、街道与城市移动属于男人。如果选择在城市漫游闲逛的女人，抑或者没有“正当化”理由（为家人生活所需进行的采买活动、接送孩子或带孩子去玩等一切与育儿相关的活动、往返工作场所）而外出的女人，就会轻易被视为是不安分、无所事事、甚至轻浮地成为被（男性）观看或消遣的对象。
等巴士的时候、走在街道上，无论她们是否喜欢，很少女人能完全逃脱身旁呼啸而过的车笛声、调戏怪叫声、刺耳口哨声、坐在咖啡店高谈阔论的男性的“评头论足”、猥亵的姿势……等的男性凝视（这样的经验在台北反而碰不到，却在吉隆坡经常陷入这种无法理解又尴尬的情境）。男人都假设他们可以对任何路过的女人这么做，消遣与观看她们，甚至是露骨地凝视。他们能如此不假思索地做到，与这城市空间如何想像女性移动有关。
女人不被鼓励出外移动、独自行动，即使要出外移动也得审视自己的服装（不能曝露）、时间（不能太晚／太长）与姿势（不能太豪放／粗鲁），女人是被动地在移置，不是主动地移动。所以，男人可以轻佻地跨越女人在公共空间的自我/他人的界线，使她觉得惊恐、屈辱与愤怒。她是被客体化的，无法控制自己的隐私。她们在公共空间的匿名性权利被硬生生地剥夺了。
这不仅局限女人移动的能力，也限制她在公共空间的近用权。对女人不擅长开车技巧、容易迷路、在公共空间容易紧张出错的轻蔑，在剥夺了女人在城市移动的能力与权利之后，就一直陷在刻板印象的回路中，不断循环地复制着。
Nussbaum（2005）［注1］指出对女性的暴力，不只是身体上的伤害，心理上的暴力恐惧其实更会影响女性无法实现或进用权利（right）的能力（capability）。这种心理的恐惧压力会限制她的想象力、享受快乐的感受力，也会妨碍她对教育知识的接近、发言自由、艺术创造等权利。
无论是对性骚扰或性侵犯的恐惧，又或者必须忍受不适的男性凝视，都会令女人时时刻刻保持警觉，甚至限制自己在公共空间的移动，降低其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甚至受制于家庭空间与他人（或男性）陪伴接送的依赖。
透过男性之眼营造的公共空间，让即使乐于与勇于在城市漫游的女人都顾虑三分，性暴力的心理恐惧与明目张胆的男性凝视其实是维系与巩固父权控制女人的身体、角色与性的男造环境的普遍潜规则，女人要不寸步难移，就是步步为营。
或许这时候就会有人反驳说：现在不就有女性专用巴士／捷运车厢，女性应该觉得安全了。女性专用巴士／车厢看似一项具有性别差异敏感度的政策，但它是否真的达到性别平等的目的？
某一天我上了巴士，巴士在某一站停车时，乘客陆续上车，突然轮到一名男乘客要上车的时候，司机阻止他上车，说明这是女性专用巴士，那刻我后知后觉發現原来除了女性专属车厢，还有专用巴士。接下来，我就看见那名男乘客央求司机让他上车，因为他等了很久的巴士，而且过几站就会下车。
司机坚决不让他上车，反而转向后头大声说：你若要上车，问下车上（女）乘客愿不愿意，然后对着那名男乘客说：你先变成女人吧。那男乘客碰了一鼻子灰就只好下车。这一路上，就遇到三四次男乘客不小心上错车，被司机阻止“赶”下车，有的感到不好意思慌忙地下车、有的一头雾水搞不清楚这是什么巴士，有一个男乘客还不禁问说，我也给票钱，为什么是让女性搭乘而已？
我曾经听女性朋友搭乘女性专属车厢的感受是觉得安全、终于可以放松、不用那么紧绷、不用担心走光、甚至不用闻到男生的臭味。可是，面对男性凝视，为什么我们期待的不是积极的反向凝视（gaze back）的应变能力与能动性？（毕恒达、彭渰雯，2008）［注2］反而选择一种回避凝视者——“身体紧绷、担心走光、不安全感”而自我隔离的方式？
毕恒达、彭渰雯（2008）在研究2006年台湾铁路局设置女性专用车厢失败的案例作出分析指出，隔离或许满足了女性暂时的安全感，却无法赋权女性面对各种骚扰的应变能力。相对的，它却加深女性对生理男性的恐惧迷思，造成被标签为“潜在加害者”的男性的不满，以及更深的性别对立。
简言之，女性专属巴士／车厢的思维是隔离差异，并非面对差异。除了巩固女性“天生是弱者／弱势”，更会强化女性踏出专属车厢之外的其他公共空间，面对男性的凝视或靠近时，更为紧绷。
若要提高女人对城市移动的安全感与能力，或许可以利用照明、动线安排、明确的车次班表来增加空间的开放性与安全。在空间规划与设计依然必须兼顾性别差异的考虑，尤其是女性移动范围总是与（或局限在）家务劳动与育儿有关，如何看见与满足不同需求的公众对公共空间能够具备亲近友善的近用权，是城市空间规划者的责任与目标。
注释：
［注1］Martha Nussbaum, 2005, “Woman’s Bodies: Violence, Securities, and Capabilities”,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6(2), pp.167-183.
［注2］毕恒达、彭渰雯。2008。〈保护？矫正？排除？女性专用车厢的性别意涵〉，《女学学志：妇女与性别研究》第25期。页89-125。
本文原刊于《独立新闻在线》，2011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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