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傅向红
有关女人穿着的明争暗斗，不仅出现在阿兹莉娜与琳达之间或传统女性与现代女性之间，甚至一直是巫统与回教党之间，或是自由现代国家（liberal-modern state）与基本教义主张 （Fundamentalist）两股论述之间，相互较量回教化成果（extent of islamization）的政治场域。
同样走在艳光四射的购物广场上，身穿长袍的回教长老可以完全不为衣料稀薄的华裔妇女所动，但服饰厚重的回教妇女却会成为他们监视仪容的对象。回教妇女的穿着打扮、言行举止，於焉成为回教价值的竞技场。不管是巫统还是回教党执政的州属，各州宗教局均致力扫荡酒吧、扫黄，显示自己不遗余力捍卫回教训示。女人唱歌、舞蹈、公开表演等等“越轨”行为，被回教党党员和部分巫统党员视为缺乏“正确”的回教训示。
三年前，在第十届巫统年会上，妇女组主席Rafidah Aziz吁请所有组员在公开场合必须裹上头巾；三周前，回教党吉兰丹州回青团依据1998年娱乐管制法令，要求州政府彻查一项穿插女歌星献唱舞蹈的花车游行活动。这些举动在在显示两者争相宣示各自对回教化执着的成果。从这场回教化的竞赛来看，当道德化的修辞转化为政治角力时，公共空间和生活舞台的紧缩，影响的恐怕不只是回教徒而已。
其实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上，女人的身体都曾经成为许多政治势力的道德竞技场。然而巫统却对这场道德较量充满着爱恨交织，因为它的选票来源包含了世俗化的中产阶级和向往回教国的回教徒。
巫统一方面呼吁女性党员裹头巾和扫荡酒吧舞厅，以回应回教化的社会；另一方面则发动党政机器，设立女巫青团和妇女与家庭发展部，吸纳世俗化的年轻女性，同时扩大回教女性参与社团活动的机会和空间。然而吊诡地，巫统也扎根于现实的资本社会，与诸多利益集团关系交错。它无法置外于现实的世俗利益社会，更无意消灭世俗的利益。因此，巫统党政也发放执照允许建立更多的购物广场和酒吧舞厅，在客观效果上为世俗化生活提供了更为宽广的空间。
由此观之，购物、消费和享乐的空间，以及回教妇女参与公共活动的机会，不仅是巫统自由、开明、现代化的表现，同时可成为制衡基本教义扩张的手段。在建立回教堂与放任世俗建设之间，在鼓励回教女性进出公共场合与规范妇女以头巾换取行动自由之间，巫统总是狼狈地捉襟见肘、顾此失彼。
纷纷扰扰的道德喊话中，对于某些向往公共空间的回教妇女而言，以头巾换取公共空间的行动权和回教社群的接纳，是个没什么大不了的举手裹头之劳。但是，在回教化的政治议程底下，不管是由巫统或回教党发起，各种禁制和扫荡，却都足以让个体自由窒息，代表女性权益的声音也难以浮现。同样的，在政治化的回教底下，遭受监控的回教信仰恐怕也难有清新真诚的空间。
易言之，不管是回教化的政治，还是政治化的回教，受影响的恐怕不只是回教徒而已。那个代表“自由现代国家”的巫统，在回教化的牵制下，世俗化充其量不过是拉票和巩固利益的手段，而不是对“自由”的坚持，更不是什么“现代”的化身，也不会主动落实“女性权利”。至于撑起回教复兴旗帜的回教党，则从未承认个体在生活和价值上有抉择的自由，女性及其身体不过是荣耀回教社群的工具而已。
本文原刊于《东方日报》 “东方名家”版，2003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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