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洁
709前晚，家人拨电给我，一边耳提面命地嘱咐我不可以去709集会，一边一再确认我是否真的会去。为了不让他们担心，我当时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709当天，走在茨厂街，远远看见眼前的苏丹街已有游行的人潮，口号的呐喊声在耳边轰轰作响，一种莫名的激励与感动的疙瘩在心里流窜。这时电话响了，是父亲。我硬着头皮接了，父亲问我在哪儿、做什么，那时，我撒了第二个谎言。挂上电话的刹那，我觉察到或许父亲是知道我在街头的，即便不知，那喧嚣的口号声还是让电话的另一头听出蛛丝马迹的。阻止上街头，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只有我一人面对这样的难题。
2008年916前夕，警方频频用内安法令对付部落客、媒体工作者与议员，在台湾的留台生也发起了反对内安法令的声援烛光会。那段时间，家人频频拨电来关注我在台湾的行踪，嘱咐我不要参与任何相关活动。我能够了解“阻止”背后的担忧，同时，也感觉到愤怒与心酸。
愤怒的是，这部份的担忧是来自整个国家制造绵密的“恐惧”机制，透过教育、媒体、法令、关说……细腻地渗透入人民日常生活中的认识与感知。上街头等于破坏秩序、制造混乱、反叛国家；游行示威者是滋事分子、必须被逮捕扣留，不是人民应有的发声权利。心酸的是，如何去破除这样的污名，尤其与最亲近、亲密的人解释“上街头不是错的、不可怕”的时候，往往陷入“失语”的状态。要不撒谎，就是隐瞒，或者陷入僵持不下的沉默。那是第一次深刻觉得“国家暴力”的笼罩阴影很靠近个人、贴近人与人的关系。它，无所不在。
在台湾的游行经验，有些画面是我难忘的。2006年倒扁运动，我看见好多母亲带着小孩上街头。身旁有一个母亲抱着幼小的小孩，坐着自己带来的小凳子，聚精会神地听台上的演讲，问说为何她会来，而且还带了小孩时，我记得她很自然地说：我先生还没下班，他没办法来，我就来，这会关系到我们下一代，让小孩也有民主教育的机会。
2008年野草莓运动的“1207野给你看”，走在我旁边都是阿公阿嫲，也有祖孙拍档。问阿嫲为何会来，阿嫲很可爱地说：在家没事做，带小孩出来看看也不错，自己也可以出来“运动运动”，说完，还煞有其事地甩甩手，一副晨运的样子。
其实，台湾的街头游行与社会运动展示的是日常生活的政治，也即是说上街头与社运不仅不是禁忌的议题，反而是可以转换为日常生活中的讨论语言，自然地在个人的行动与言谈中倾泻出。这样的“自然”其实仰赖（解严后）的台湾民间组织、民主教育、社会运动与论述深化的长期耕耘。这股深耕的底蕴能量，令民众对于“走上街头”的认知，是一种公民或弱势群体发声、积极介入公共政治与制度的行动场域。
709那天，身穿黄衣、手持小黄花、浑身湿透的安妮婆婆背对着镇暴队的照片在网络上疯狂流传。大家对于她的“无畏惧”感到钦佩与感动。这照片的张力也来自其透露出一个性别政治的信息：一位年长且手五寸铁的女性与一群精壮且手握武器的（男性）镇暴队的对抗。
更为精确地说，镇暴队象征的是国家暴力“武器”，一种霸权阳刚特质的父权机制的实践。国家领袖以霸权的阳刚特质来治国，特别强调在权力关系中要居“统治、支配、权威”的位置，尤其巩固国家暴力机制来确保国家治理的正当性。反观，安妮婆婆展现的是一种相对国家阳刚化的柔软姿态——和平、非暴力、不竞逐。
这里所说的不是女人与男人的对抗，也不是所有阳刚特质就是不好的，更何况男人在霸权的阳刚特质里也会受压迫。记得，709解散后，我们经过陈氏书院旁，在那儿驻扎的警察先生早就累瘫了，有的还干脆躺在地上。警察看见我们一伙人经过时，就问我们刚才是不是去Bersih。我们回答说：不是，是Kotor! Kotor! 警察先生也忍不住笑了。
国家在性别政治场域里是掌握最多筹码的玩家。国家阳刚化其实来自父权“竞逐/竞争”落败的恐惧所建立防卫、压迫机制。我们上街头固然感到害怕，但是国家暴力的体现也正正揭露这国家恐惧失去父权利益的支配地位。掌权资源与权力者不仅多是男性，更是巩固霸权阳刚的男性或其他既得利益者（也包括女人），因此，国家政治的霸权阳刚特质是不允许异议，只能服从权威；不允许和平情愿，只能用暴力相向。
催泪弹、水泡车与镇暴队，固然让我们看见国家暴力，但是也让我们看见彼此的柔软。这样的街头经验，让我们“看见”了彼此——不同种族、年龄、性别、语言的大家。平时忙于日常生活运作的我们，因为“街头”而走在一起，做着同件事，恐惧的桎梏松动了。我们依靠身边陌生人的友善与扶持，即便我们不相识，却预见了共识凝聚的能量。
正因为恐惧魔咒破除、善意的信任、预见的未来，汇聚成了改革的信念与能量，这就是街头游行的力量，也正是为何“走上街头”对于催生民主化的过程是如此地重要。因为，我们有了709的共同语言与集体记忆。这正是穿透国家霸权阳刚的柔软姿态。人民用自己的方式，展现最大的善意、和平的姿态，串联了彼此，也冲撞了国家稳固的父权堡垒。
国家害怕失去父权支配的恐惧，将之转换为让人民对国家暴力的恐惧。国家透过复杂绵密的主流叙事网络，包括媒体再现、官方记录、法令威吓、教育传播、历史改写，建构出与国家相左的异议（份子）必然危害他人，是不爱国的，因此必须被对付的意识形态。因此，被主流语言系统掌权者排除在外的叙事者与历史，是“失语与缺席”的状态。我们无法了解与讨论。
对走上街头示威游行的莫名恐惧，或在日常生活无法言说的，我们是被压抑的。扎根这片土地的我们，片断扭曲地解读过去缺席的历史，我们是被撕裂的。我们失去人的“完整性/一致性”，无法理解彼此的记忆与语言，看不见彼此，因此恐惧。那么，如何将被遗忘、污名、隐晦、压抑的声音、生命故事现身，就是将人的“完整性／一致性”一点一点地要回来……走上街头现身、书写709纪录的意义也在于此，帮助我们拨开那被层层包装的恐惧，看见那其实是来自国家的恐惧，让我们与身边的人，尤其长辈，找到共同语言讨论，让街头的集体记忆滚动着。
走过709，意识国家的霸权阳刚，我们需要更多积极主动的柔软身段，去叙事、行动与串联，把“走上街头”与社运化为日常生活的政治。709之后，我鼓起勇气传了封简讯给家人，向他们坦承自己做了一件应该要做的事。他们没责备我。我想，这是迈进一小步。
本文原刊于《独立新闻在线》，2011年7月29日。
2008年916前夕，警方频频用内安法令对付部落客、媒体工作者与议员，在台湾的留台生也发起了反对内安法令的声援烛光会。那段时间，家人频频拨电来关注我在台湾的行踪，嘱咐我不要参与任何相关活动。我能够了解“阻止”背后的担忧，同时，也感觉到愤怒与心酸。
愤怒的是，这部份的担忧是来自整个国家制造绵密的“恐惧”机制，透过教育、媒体、法令、关说……细腻地渗透入人民日常生活中的认识与感知。上街头等于破坏秩序、制造混乱、反叛国家；游行示威者是滋事分子、必须被逮捕扣留，不是人民应有的发声权利。心酸的是，如何去破除这样的污名，尤其与最亲近、亲密的人解释“上街头不是错的、不可怕”的时候，往往陷入“失语”的状态。要不撒谎，就是隐瞒，或者陷入僵持不下的沉默。那是第一次深刻觉得“国家暴力”的笼罩阴影很靠近个人、贴近人与人的关系。它，无所不在。
在台湾的游行经验，有些画面是我难忘的。2006年倒扁运动，我看见好多母亲带着小孩上街头。身旁有一个母亲抱着幼小的小孩，坐着自己带来的小凳子，聚精会神地听台上的演讲，问说为何她会来，而且还带了小孩时，我记得她很自然地说：我先生还没下班，他没办法来，我就来，这会关系到我们下一代，让小孩也有民主教育的机会。
2008年野草莓运动的“1207野给你看”，走在我旁边都是阿公阿嫲，也有祖孙拍档。问阿嫲为何会来，阿嫲很可爱地说：在家没事做，带小孩出来看看也不错，自己也可以出来“运动运动”，说完，还煞有其事地甩甩手，一副晨运的样子。
其实，台湾的街头游行与社会运动展示的是日常生活的政治，也即是说上街头与社运不仅不是禁忌的议题，反而是可以转换为日常生活中的讨论语言，自然地在个人的行动与言谈中倾泻出。这样的“自然”其实仰赖（解严后）的台湾民间组织、民主教育、社会运动与论述深化的长期耕耘。这股深耕的底蕴能量，令民众对于“走上街头”的认知，是一种公民或弱势群体发声、积极介入公共政治与制度的行动场域。
709那天，身穿黄衣、手持小黄花、浑身湿透的安妮婆婆背对着镇暴队的照片在网络上疯狂流传。大家对于她的“无畏惧”感到钦佩与感动。这照片的张力也来自其透露出一个性别政治的信息：一位年长且手五寸铁的女性与一群精壮且手握武器的（男性）镇暴队的对抗。
更为精确地说，镇暴队象征的是国家暴力“武器”，一种霸权阳刚特质的父权机制的实践。国家领袖以霸权的阳刚特质来治国，特别强调在权力关系中要居“统治、支配、权威”的位置，尤其巩固国家暴力机制来确保国家治理的正当性。反观，安妮婆婆展现的是一种相对国家阳刚化的柔软姿态——和平、非暴力、不竞逐。
这里所说的不是女人与男人的对抗，也不是所有阳刚特质就是不好的，更何况男人在霸权的阳刚特质里也会受压迫。记得，709解散后，我们经过陈氏书院旁，在那儿驻扎的警察先生早就累瘫了，有的还干脆躺在地上。警察看见我们一伙人经过时，就问我们刚才是不是去Bersih。我们回答说：不是，是Kotor! Kotor! 警察先生也忍不住笑了。
国家在性别政治场域里是掌握最多筹码的玩家。国家阳刚化其实来自父权“竞逐/竞争”落败的恐惧所建立防卫、压迫机制。我们上街头固然感到害怕，但是国家暴力的体现也正正揭露这国家恐惧失去父权利益的支配地位。掌权资源与权力者不仅多是男性，更是巩固霸权阳刚的男性或其他既得利益者（也包括女人），因此，国家政治的霸权阳刚特质是不允许异议，只能服从权威；不允许和平情愿，只能用暴力相向。
催泪弹、水泡车与镇暴队，固然让我们看见国家暴力，但是也让我们看见彼此的柔软。这样的街头经验，让我们“看见”了彼此——不同种族、年龄、性别、语言的大家。平时忙于日常生活运作的我们，因为“街头”而走在一起，做着同件事，恐惧的桎梏松动了。我们依靠身边陌生人的友善与扶持，即便我们不相识，却预见了共识凝聚的能量。
正因为恐惧魔咒破除、善意的信任、预见的未来，汇聚成了改革的信念与能量，这就是街头游行的力量，也正是为何“走上街头”对于催生民主化的过程是如此地重要。因为，我们有了709的共同语言与集体记忆。这正是穿透国家霸权阳刚的柔软姿态。人民用自己的方式，展现最大的善意、和平的姿态，串联了彼此，也冲撞了国家稳固的父权堡垒。
国家害怕失去父权支配的恐惧，将之转换为让人民对国家暴力的恐惧。国家透过复杂绵密的主流叙事网络，包括媒体再现、官方记录、法令威吓、教育传播、历史改写，建构出与国家相左的异议（份子）必然危害他人，是不爱国的，因此必须被对付的意识形态。因此，被主流语言系统掌权者排除在外的叙事者与历史，是“失语与缺席”的状态。我们无法了解与讨论。
对走上街头示威游行的莫名恐惧，或在日常生活无法言说的，我们是被压抑的。扎根这片土地的我们，片断扭曲地解读过去缺席的历史，我们是被撕裂的。我们失去人的“完整性/一致性”，无法理解彼此的记忆与语言，看不见彼此，因此恐惧。那么，如何将被遗忘、污名、隐晦、压抑的声音、生命故事现身，就是将人的“完整性／一致性”一点一点地要回来……走上街头现身、书写709纪录的意义也在于此，帮助我们拨开那被层层包装的恐惧，看见那其实是来自国家的恐惧，让我们与身边的人，尤其长辈，找到共同语言讨论，让街头的集体记忆滚动着。
走过709，意识国家的霸权阳刚，我们需要更多积极主动的柔软身段，去叙事、行动与串联，把“走上街头”与社运化为日常生活的政治。709之后，我鼓起勇气传了封简讯给家人，向他们坦承自己做了一件应该要做的事。他们没责备我。我想，这是迈进一小步。
本文原刊于《独立新闻在线》，2011年7月29日。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