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己的房间到多元成家

文／杨洁

在吉隆坡乘搭德士，经常会遇到很爱聊的司机，而他们都会问你：你是哪里人？或者你结婚了没？当他们知道你来自外坡，而且未婚，就会好奇你做什么？几岁？在揣测着一个二三十几岁的适婚年龄女子是因为高学历、高收入所以眼界太高而未婚，也在预设着一个来自外坡的女生应该是有“人”照顾，才能在城市生活。

试过有一次更夸张的经验，遇到一位司机在不管我到底想不想婚的情况下，就自顾自地劝我，眼光不要太高，找个男人最重要是他会照顾你、疼你，一个女生在外头还是要找人照顾的，然后开始毛遂自荐……那一刻，我真想跳车。

我经常想，这是只有我会遇到的情形？还是大部分单身年轻的女生会遇到的情形？男生会被如此探隐私？或者说，若二三十几岁男生回答未婚，司机或一般人会如此“焦急”催你赶紧找个人娶了？可能也会，因为现在“结婚”是王道。

念学院的时候，上了一门《女性主义》，那是打开了我与性/别启蒙之路的开始。自由女性主义、基进女性主义……对于那些女性主义流派还一知半解的时候，我去了台湾，但那时在脑海里有一个很鲜明的图像，就是那幅绑着头巾、卷起袖子、举起右手的女孩，上头写着“We Can Do It!”，那女孩充满力量。

在台湾留学那几年，只要有性别的课程，即使没有学分的课程，或者必须一大清早搭乘一个小时公共交通才到达的上课地点，我都不放过。那时候读性别，一来就像身上某部分的意识如水喉般打开后，哗啦啦地止不住那浓厚的兴趣，超想自己能变成那吸收更多更广性别知识与理论的饱满海绵；二来是我也在里头寻找“出走”的答案。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很有力量的女孩，是有故事的。她叫萝西。二战期间，由于美国的男人都上战场打仗去了，于是工厂的生产工作就没人做了。当时的政府宣教不断灌输女人“We Can Do It!”来鼓励女人进入工厂，生产报国。萝西就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象征人物，她有一个名叫查理的男朋友，是个海军。萝西在工厂工作，造军舰、造飞机，是为前线打仗的查理提供重要补给的后盾。

由国家鼓励进入工厂的女孩，待战争结束后，又必须回到家里，把工作机会“交还”给男人。故事听到这儿，会突然觉得那女孩变得不有趣了。我还是宁愿相信那女孩之所以迷人，而是自发性地散发出自主的力量。

忘了在什么机缘下，我就误打误撞地去了女书店，遇见了吴尔芙（Virginia Woolf）。记得，那时去女书店的心情，战战兢兢地，多害怕自己的无知不小心露出马脚；可是也像寻寳的小孩，在里头玩得不亦乐乎。进入女书店，就会马上看见吴尔芙的照片，那也是一般人对她最有深刻的印象：忧郁且敏感。

她说：女人若想要写作，一定要有钱和自己的房间。也说：每个女人都应该有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房间，在这里她可以自由地沉思、冥想与创作。我迷上了，也慢慢能为自己的“出走”找到可以言说的语言。

在父母还未能力购屋前，爸爸、妈妈、我与弟弟就住在公公婆婆家里，一家四口一间房，我与弟弟打地铺，所有欢乐、打骂、别扭，一般家庭会经历的，都在那小房间发生。那是我的家。

后来搬家了，我与弟弟同房。那时家里有一间堆满书、杂志、相本的“书房”（它其实不是书房，比较像储物室），是我特喜欢。在那里，渡过好长一段时间挑灯夜读的阶段，那个空间陪我走过了几次重要的大考（对那时中规中矩的中学生来说，考试是天大的事）。那个空间属于我的，里头都是我专注与读书的气息，我因此感到沾沾自喜。

中学毕业，很多朋友都去较近的城市升学，我却来了吉隆坡，之后去了台湾。住过宿舍的人，大概可以想象，一间房四个人住，你的床就在你的橱、书桌的上头，空间窄小。但是，那也是第一次深刻感受到有自己的空间的时候。虽然有其他室友，但彼此不打扰、也不侵略各自的空间，所以就在那大概一张书桌的范围里，有了思考与创作的空间，也特别珍惜与享受那属于女性自觉意识与自主的养成。突然惊觉，那时候的小小空间也是自己的家与归属，因为心之所在，家就在那里。

大学毕业，没选择回马，继续留在台湾读书，某个程度上也顺着自己向往可以较没有束缚、累积自我实践的生活。这样的决定，也让我从一段感情关系出走。我可以想象毕业回去工作一两年，就可以结婚生子，那似乎是不错的人生，可是我却不甘心，也害怕。

婚姻不是浪漫爱而已，在学做妻子、媳妇、母亲的角色与付出无可计算地无偿劳动以后，我是否还能呼吸自主、勇敢地自我探索与实践呢？当他没办法接纳我继续念书的决定，似乎注定了我们是没办法交织的两条平行线。

想要有一个家，这个图像让从小没有自己的房间（空间）的我很向往。在消费市场与媒体观念铺天盖地宣传“浪漫式爱情”下，想要从原生家庭脱离出来的家，似乎只有“核心家庭”这条阻力最小的路径与选择。

在台湾生活，很长一段时间与好友同租一个单位，过着同居生活。试过三个好友同挤在一个套房里，读书、吃饭、睡觉都在一起，在床边吃火锅，大概是那时不知愁的滋味。

后来，四个好友租到一个顶楼加盖的单位，总算各自有房间、小客厅、厨房，只不过夏天的时候要忍受比外面高两度的热、冬天的时候要抵抗比外头低两度的寒、刮台风的时候深怕屋顶被吹走、玻璃窗进水之外，其实那里是一个家。与闺中密友深夜促膝相谈到黎明，谈理想、聊知识、也聊三八的事、爱称彼此为爱人。去夜唱，凌晨相伴一起走回家。有一次，半夜急性角膜炎（据密友形容当时的眼球看起来整个陷进去，真可怕），两位好友带着我去挂急诊。

走过一段很长的单身却精彩、不寂寞的日子，也幸好走过了这段。不一样的知识与同居生活，让我从原本“谈恋爱——结婚——两人家庭”的模式跳脱出来，开始去想象不一样的家。

什么是“家”？什么是“成家”？

成家立业，在传统父系子嗣的观念里，一般指向男人或儿子要建立家室。这里的“成家”意味着男人要娶女人过门（最好是门当户对、贤良淑德），一来证明自己可以独当一面，有责任当一家之主；二来完成传宗接代、传承父辈的血脉的使命。简单来说，成家与婚姻脱离不了关系，而这个家的图像是一夫一妻制（最好还有一对子女）。

其实，这样的异性恋家庭的“宣传”随处可见，而且是自然而然的，例如：政府推行“一个马来西亚房屋计划”、“我的首间房屋计划”的宣传海报、或银行的房屋借贷直幅上都是夫妻加上子女的画面。这样的单一家庭图像是与“婚姻制度”绑在一起的，也唯有异性恋才能取得法律认同。

在吉隆坡工作生活，没有自己的房子，我现在是“住朋友”。朋友也是从外坡来吉隆坡工作，两人一起住，算是有个照应。最近，认真开始研究“购屋计划”，突然发现月薪3000的打工族，也没办法一个人买房子。

扣除车贷（还有车油、维护费用，车子不能坏、换轮胎）800元、保险200元、伙食费450元（一天不超过15元，不能额外有应酬、交际活动）、水电通讯网络费250元、爸妈家用300元（爸妈不能完全靠你供养）、日常生活用品100元，再扣除公积金……，大概还剩下600元，买个10万元房子，都给了房贷。月光光的生活实在令人没有保障，不能生病、没有娱乐，只因为你是单身。跟室友建议说，不如我们一起买个房子，结果发现不是夫妻婚姻关系或兄弟姐妹等血亲关系，就不能一起买房子。

我不禁困惑：在这样的城市，要安心生活，为何一定要与“拥有房子”绑在一起？在计算的过程，深刻地觉察这是自担风险的城市，买个房子都不心安，一不小心就变成房奴。

曾听闻一对交往多年稳定且同居的伴侣，过着嬉皮的生活，突然宣布要结婚。为什么结婚？他们说两人结婚一起买房子，比较容易获得银行贷款。

这城市的生活，若要降低风险，就是把两个人绑在一起。除了可以共同分担生活支出、房贷、小孩养育费，还可以分摊不便利的生活技能带来的麻烦，例如：官僚体制导致公部门业务处理时间冗长、没有良善公共交通规划，避免因塞车误了接送小孩的时间。

许多制度资源的分配，都把结婚当作普遍的预设。而在一夫一妻制之外的长期伴侣或同居人都不被视为“家人”或“家”。同性伴侣、隔代家庭、异性不婚同居者、好友相伴、单亲家庭、移民婚姻、单身独居等多元成家的故事与需求，就不被看见。

大学在上性别课的时候，老师播了一部《为你钟情》（If These Walls Could Talk）影片，讲述的是三段女同志故事。第一个故事是讲述一对相爱且相伴到老的女同志Edith与Abby，有一天Abby发生意外送进医院急救，Edith不断要求医院允许她探望Abby，但医院以只有亲属才能探望加护病房病人为由拒绝，最后Edith来不及见到心爱的人最后一面。

随后，Edith也无法亲自领取遗体、处理葬礼，必须委托Abby的侄子来帮忙。Edith与Abby共同经营的房子，也因房子归在Abby名下，她们的关系不被法律承认，而由关系疏远的侄子继承。Edith在床上悲戚地痛哭那个画面撕裂了所有观影的人，落泪。它打动人心，因为真实。

国家制度隐含异性恋婚姻特权，打压其他多元家庭成家的权利，尤其同性伴侣因为缺乏法律保障，无论在保险收益、抚养监护、遗产继承、紧急开刀同意签署、伴侣借贷等权利，通通都没有。当婚姻作为亲密关系的唯一标准时，不仅排除其他更多元的亲密关系，无论关系多长久、多紧密、多稳定，只要没步入婚姻门槛（结婚的确是有门槛的）或怪离婚姻制度，“剩男”、“败犬”、“老姑婆”、“单亲”、“寡妇鳏夫”、“孤儿”、“同志”的标签与污名都会一直存在。

当我们所有的人都一样要负担公民义务的时候，为什么不能享有同等却多元的成家权利？若遇上喜欢的人，可以不一定要结婚，也可以同居成家。若没遇上喜欢的人，好友相伴也可以成家。若想要享受单身生活，摆脱父权家庭的性别包袱，与一只猫或狗也可以成家。不论是主动选择单身的人，或被婚姻制度排除在外的人，都不应该因为其婚姻状态而招到差别待遇。

当僵化的婚姻制度无法对应现实中多元成家的故事，就必须打开心智与想象：如果“成家”是法律保障个人追求幸福的基本权利，那么，幸福不是只有一条道路。幸福有多种可能，成家可以很多元，必须尊重认可所有想成家的伴侣、异性恋、同性恋、什么都恋、什么都不恋的人有协商幸福的权利。

本文原刊于《当今大马》，2012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