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性别的故事

文／曾丽萍

上周到槟城担任“第二届槟州中学性别平等戏剧比赛”的评审，虽然平日有观赏舞台剧的兴趣，但说到评剧，不过是“嘛嘛档”层次，这次胆粗粗接受主办单位“路人甲表演社”的邀请，完全是冲着“性别平等”四个字而去，很想看看，中学生怎样思考性别？
　　

揽获多项大奖的参赛戏剧“玫瑰男孩”来自钟灵独中，戏叙述的是一对变装父子的故事，外表很阳刚的爸爸，无法接受儿子喜欢变装的事实，甚至把儿子送去男子改造营，父子关系因而陷入僵局，儿子却在无意中，发现爸爸竟然穿着胸罩在镜子前化妆。

导演是一个“长得很着急”的男生，他超龄演出剧中爸爸的角色，让他得了“最杰出演员奖”。该剧还拿下了“最佳导演”、戏剧“金奖”、“最佳剧本”等大奖。

一个听起很“家庭伦理悲剧”的故事，却在导演内敛、细腻、充满张力的手法下，打动了大部份的评审。虽然我仍觉得有所欠缺，但看到这社会竟然有一群年轻人，用心去思考和想象社会加注于变装者的压抑和痛苦，并通过戏剧充分展现了关怀和同理，这一份用心倒让我非常感动。

曾经参与第一届比赛的评审们指出，这一次比赛无论在表演手法还是舞台呈现等戏剧技术上皆大有进步。技术不是我的专长，我这不称职的评审，只能谈谈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我感受到的是，除了“玫瑰男孩”，其他五支参赛队伍其实也展现了不同的关怀，像关怀性／别暴力的“她的名字叫女人”（钟灵独中）及“孩能怎样”（韩江中学）。前者说了三个故事：一个被家暴的家庭主妇、一个被骗财骗色且被歧视的胖女孩以及一个被性侵的印度尼西亚女佣。后者则说了一个被教授性侵的女大专生的故事。

另外，HUIYO剧团的“女人我最美”活泼地呈现了少女的身体经验和困扰；钟中戏剧研究会一群男生们穿上高跟鞋大跳热舞，在“高跟男”一剧试图挑战男生不能穿高跟鞋的传统价值；中华中学的“红、橙、黄、绿、蓝、紫”则创造了一个童话式的世界，暗喻着多元性别比两性的世界更美丽。

虽然并不是所有队伍都熟练地明确传达主题思想，但在这实验性地把戏剧和性别平等作结合、参赛团体皆来自非专业的中学戏剧团队的比赛中，我个人认为，激发参与者的社会关怀是最重要的。

而性别关怀作为比赛目的，无疑使这群年轻人在参与比赛的过程中，开始思考性别平等的议题，开始看到性别不平等的压迫，开始去感受和了解受压迫者的处境和心情，最后，他们必须试着用戏剧语言去叙述性别，还要做到召唤观众的共鸣。

在这过程中，他们不但自我“赋能”——找到讨论性别的语言，其实也在透过表演“赋能”观众——学习说性别的语言。

因此，这次有变装者的“压抑”、性／别暴力受害者的“痛苦”和“歧视”、女生身体经验的“困扰”、男生穿高跟鞋／阴柔的“权利”以及“多元”性别的想象，这一些和性别有关的语言，据了解，比上一届更丰富和精彩，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进步。

为什么我们需要丰富的语言去叙述性别压迫的经验呢？从个人层面来看，“说出来”是一种自我经验的整理和定义。像“女人我最美”的年轻女孩们，她们大声叙述来月经的痛、讨论不符合“标准美”的困扰……在这“说出来”的过程中发现，个人问题原来是集体问题，自己原来不是孤单地面对这莫名其妙的世界。因此，“说出来”其实也有寻求自我认同及他人理解的重要意义。

不只要“说出来”，还要思考“怎么说”。“玫瑰男孩”、“她的名字叫女人”和“孩能怎样”勇敢地探讨沉重的社会议题，确实非常值得嘉奖，但在角色设定和表演手法方面，却一致地把主角塑造成“受害者─弱者”的双重形象，而情绪张力仅锁定在“痛苦”、“挣扎”、“恐惧”、“压抑”等，对受压迫者的想象似乎稍为单一和刻板，这部分仍有进步的空间，要尝试跳出原本的框架。

一个受到性侵害的人确实是痛苦的，但痛苦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感受和情绪，它会激发出来的外显行为也常常因人而异。要叙述这种复杂的感受和反应，必得站在边缘的位置发声，但“受害者／弱者”的视角却往往站在外围把痛苦简化为具体的“哭泣”、“激烈反抗”、“歇斯底里”等行为，换言之，一种控诉式的表演手法。

当然，“玫瑰男孩”其实是相对内敛和沈稳的，这也是获得评审青睐的原因。但此剧仍然没有跳脱边缘族群等于“受害者／弱者”的框架——被送进男子改造营的儿子最后以精神崩溃作结。

在比赛结束后的交流会上，我告诉“玫瑰男孩”团队，该戏打动了所有评审，却没有打动我。没有打动我，与戏的好坏没有关系，倒是和我如何想象（或期待）边缘族群如何被再现有关系。

我介绍了《冥王星早餐》，一部讲述跨性别者如何用他／她强大的生命力回击压迫和歧视的故事。副导是一个清秀的女生，她问说，“那是一个乐观的故事吗？”那实在是一个敏锐的问题。

恰好，《冥王星早餐》在上两周的“酷儿异想视界——多元性别影展”（由彩虹性别学会及隆雪华堂联办）播放时，影后讨论了这一个问题。年轻观众认为主角很乐观，面对歧视和坎坷命运时，总是笑看一切，坚强以对。但年岁较长的观众却不那样认为，“乐观”似乎无法说明故事的深刻。

就我来看，我必须借用朱少麟在《地底三万呎》里的一句对白来说清楚我的想法。小说里有两个被社会唾弃／自我放逐的角色——秃鹰和帽人，秃鹰有句名言：“当你已经摆平在地上，你就不可能再跌倒”。用朱少麟的话解释：“事态已经糟到不可能更糟糕，所以反而没道理不解除警报，让自己彻底放松心情。”

是的，我觉得《冥王星早餐》谈的不是乐观，而是一种豁出去的赖活态度，是一种每一局都“晒冷”的赌法，他赌的当然是人生，他的人生没什么好输的。好像唯有如此的态度，那些被社会边缘的生命，才有办法把自己放在中心，才有勇气和力量去回击（或者背对／忽视）嘲笑他的世界。

当我们呈现边缘，无论是通过影像、戏剧、文字或其他，我们选择怎样的位置和视角，往往取决于我们要对话的对像是谁。

“玫瑰男孩”呈现了变装者的压抑和痛苦，其实做到了让观者动容动情；“她的名字叫女人”控诉了父权社会对女人的迫害，也起了提醒的作用。然而，贪心的我，想要看到更多不一样的视角，因为同情的视角太多了，边缘族群不能永远以一个命运悲惨的形象出现，事实上，边缘族群也拥有超越悲惨命运的能动性。

像《冥王星早餐》的主角，他／她为自己创造了奇迹般的生命，随着剧情的演进，每次以为他／她会有悲惨的下场了，他／她却正面迎向命运之神，戏谑嘲弄地配合“悲剧”的演出，最后往往把悲剧转化为黑色喜剧。他／她总是昂首阔步，那恣态多么激励人心。

所以，也应该会有这样的他／她们：风骚爱现的玫瑰男孩；一对风情万种的父子；一个揭发教授恶行的大学生；一个被家暴的家庭主妇离家出走自救的冒险历程等等。多样的人生，呈现的是多样的可能。

这些多样的可能性，不只能让现实世界的受压迫者，获得自我救赎的力量，也让社会大众跳脱同情者的位置，从受压迫者的强大生命力中获得启发，甚至成为受压迫者在性平路上真正的伙伴。

我想看到一个强大的生命体，是相对“受害者／弱者”的单一和简化视角而言，不意味着那是最好的一种再现。

我想，探讨性别议题的作品也许可以从几个面向去思考；是否能使受压迫者获得心灵的抚慰、是否能让大众真正理解受压迫者的感受、是否能让观众在戏剧结束后，获得鼓励和动力。“控诉手法”不必然不好，但若要挖掘更深刻的性别经验，做到上述几点，需要更多元、多层次的说故事方式。

“槟州中学性别平等戏剧比赛”创造了叙述性别故事的重要舞台，意义非常深刻，贪心的我期待为自己／受压迫者发声的年轻参赛者，能继续丰富性别的语言。更期待这已发芽的种子，能继续生根茁壮，开出美丽、丰硕的果实。

本文原刊于《当今大马》，2012年12月21日。